牧惠

去年年头见岳麓书社准备整理印行周作人著作的广告，心头为之一快。我喜欢读杂书。周作人的文字，自有一种韵味。解放后曾在旧书店搜集过一些，搬了几次家，加上“文革”，也就散失得差不多了。这几年曾经向一些出版家建议过翻印，那目的，无非是首先自己想读读，同时觉得也可以介绍给其他读者也读读。可是，反应并不积极。那理由，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果然，岳麓的广告一登，反对意见挺强烈。周作人当过汉奸，印他的书？恰好那时有一股小小的为周作人当汉奸辩护的微风，于是重印同“翻案”又扯在一块。满以为这一来周作人作品再也无人肯去染指——既无法赚大钱，又还得臭名，谁还肯干？

谁知岳麓书社还是坚持初衷印行了。

周作人的书，我以为可以作为研究材料来读，也可以用欣赏的眼光来读。第一类读者是少数，我属第二类。我不打算写关于周作人的文章，更无写专著的企图，只不过把它当闲书来读。所谓欣赏，当然不是一味倾倒，这里包括鉴别，包括取舍，不在话下，也是一般读书常识。如果以为欣赏周作人的作品，必将跟周作人一样地闲适乃至堕落，是外行话。

于是顺手拿起《苦竹杂记》翻阅起来。周作人躲在书斋中，读书确实不少，有些文章，几乎全是引文，但这些材料，对于增长见识，就很有用。读到《关于焚书坑儒》一篇，其中引用了清初曲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的一段“天下妙文”：

“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下面还有廖燕和周作人自己关于这种见解的一番议论。不记得过去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很可能读了也是水过鸭背地置之脑后，这回却起了共鸣。关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他焚了、坑了，却无可争议。明火执仗地焚，众目睽睽地坑，即使焚的是十本八本，坑的是三五七人，也仍得留下骂名。所以说他“拙”。而八股文取士呢，书未焚而无人看（看的是马二先生编的考试复习大纲和朱熹注解过的几本经典著作），儒未坑而心已死（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所以说他“巧”。廖燕的分析，颇有见解，深得驭民愚民的精髓。《儒林外史》是活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