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里，钟先生停顿有顷，默思片刻，仿佛是在整理思路，随即谈兴更酣，宏论滔滔。他接着说，在十九世纪末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我们开始注意“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最后一批士大夫——最初的知识分子的经验教训，是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的。我接过话头，探询他正在着手研究撰写的《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反应》这部专著，钟先生从容不迫地向我阐述了他的有关学术思想和写作意图。他认为，现代性与传统的冲突及趋同，乃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最基本的事实之一。一部分论者的公式是“现代化=西化”，我们不能同意它，因为它不符合东方（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在这方面，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为了更正确、更科学地阐明历史，迫切需要对丰富的史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现代前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现代世界时，这个阶层对自己社会的信心如何？其传统的价值观与制度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对西来的各种事物和学说，他们持何种态度？对帝国主义侵略、基督教渗入以及一切“洋务”和“洋人”，又有何反应？都很有必要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对于这个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国内的研究似乎尚处于比较零散、比较初级的阶段，或者停留在几个代表人物身上，或者和其他阶层人民群众笼统地混在一起。国外有学者开始做过一些小范围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但往往只能从他们所熟悉的普通史料着手，而且不能避免“西化=现代化”公式的影响。有鉴于此，钟先生不愿重蹈前人旧辙，力图独辟蹊径，在上述研究领域有所建树。他决心充分利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的大量私家著述、野史、杂记、个人文件（日记、书信），将其中关于“洋人”“洋务”的记述和评论采辑集中，归纳分析，搞出一部近百万字的资料长编和一本四十万字的专著，以期对本课题的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无疑是一件繁重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非凡的才、学、识，而且需要顽强的毅力和巨大的工作热情。钟叔河今年已届六十，又患有出血性脑梗塞病，由于他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有崇高责任感，他仍然置这一切于度外，完全投身于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中（春节过后直到元宵节，他竟没有走出家门一步，整天都在书房伏案工作）。他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却不惜花费三千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套（六十大本）的《清实录》作为参考。我在他书房中，看到他所珍藏的四壁图书，尤其是全部由他本人亲手整理的数百部近代人物资料和几抽屉的卡片，不禁感慨系之，由衷赞叹：真乃书生本色也！此时，我联想起龚自珍两句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钟叔河先生。

（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