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

听说钟叔河得了“韬奋奖”，还听说此奖为出版行业最高奖，并不在意外之列，以他在这方面的才干与成就，得上这样一个奖，大约是一点不过分的。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主编，他在文化出版界的名气早已大到要让人开口便得称先生的地步了。不过我倒一直觉得，倘若一称先生，钟先生就该很威严很学术才对头，而钟叔河本人恰恰不是一个威严而学术的人。好几年前跟他做同事的时候，我们年轻编辑习惯于称他为“钟老前辈”，这称呼看似愈加严肃，其实当面叫起来颇有些嬉皮笑脸的意味，因为那时候他不过五十出头，与真正意义的老前辈还差着两个数量级。这样称呼的含义，其一是敬意，其二是随意，统而言之是随意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这跟钟叔河本人很是协调，他给人的印象常常也是随意地苦心经营，随意地精益求精，随意地锱铢必较，在故纸堆里寻寻觅觅的职业，一点也不妨碍他大食人间烟火，他可不是那种被书袋吊得两眼发直目不旁顾的苦吟式老先生。

依我之见，在许许多多学术行当中，搞历史是颇艰难的一行，除了屁股要很有坐功、性情要很具耐力，更要紧的是心灵须得有超乎常人的承受能力，你要目睹历史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要经历无数忠良的冤狱与奸佞的横行，还要时时慨叹人生的渺小与虚无，稍不小心，压垮你的先不是瀚如烟海的学问，而是对人类本身本性的怀疑与忧患。记者出身的钟叔河，怎么改入了这个带有几分残酷几分苦难的行当，他自己似有一解：

“我从小就没有叱咤风云的雄心，毋宁说我本来不过想靠小聪明混一口安静饭吃。读书时曾奉‘平生无大志，只求六十分’为座右铭，十七八岁起开始谈恋爱，很容易感伤，追求的都是长得不怎么漂亮却被我认为很聪明的女孩子。她们都取笑我，把我叫作‘罗亭’，意思是我谈恋爱是只谈不爱的。……完全是‘反右’运动逼着我读书思索的。当了‘右派’后在长沙市内干零工谋生，才认真读历史想历史。一九七○年被判刑十年，又进一步给了我读书的动力和时间，使我在‘平反改正’之后能做一点点事。回想一生，自己也觉得好笑，说我‘搞学问’，其实我何尝有什么学问？”

钟叔河认为是坎坷的经历成全了他。这段从他信中摘出来的话，乍看起来似乎大有无可奈何之意，事实上仍是很自谦地自豪着，因为他于漫不经心之中就在一个自己无意经营的领域里出类拔萃了。人们常常对一些苦心孤诣方得出人头地的名士不甚佩服，这些话首先打消了这个令人忌讳的疑问，显出一种大家的潇洒。而且这段话还很容易让一个够不上同辈的对话者感动。大凡上了年纪又出了名的人，都爱在年轻人面前撑着一副架子说话，钟叔河起码不打算撑起来。钟老前辈常常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的智慧或者说狡黠。

关于钟老前辈的经历我曾陆续听说过一些。

大约是一九八一年，湖南省出版局很有气魄地招来了一批平反改正重新归队的“右派”分子，钟叔河就在其中。他的办公室很快成为几个年轻编辑的饭堂，我们几乎同时发现以钟叔河的谈话佐餐，可以很有效地改善胃口。和所有有过曲折经历的人们一样，钟叔河也爱讲自己的苦难史。不同的是，他不爱将苦难再现为悲壮的正剧，即便是“文革”时期的监牢生活，经他的嘴说出，也会染上浅浅淡淡的家常色彩。他讲那些人的生或者死，如同一个家庭主妇讲她的鸡鸭发瘟了，有的死了有的活了，活的接着喂，死的挖个坑埋了完事。那时候，我很简单地把这种态度理解为曾经沧海之人劫后的漠然，倒是年长几岁之后，才渐渐看出这漠然深处隐含的大悲哀。那些故事，让时间的逝水淘洗，也渐渐显出它们的个性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