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二十六岁的钟叔河被划成“右派”，清除出《湖南日报》社记者队伍（据说这家报社有百分之四十六的编辑记者被划为“右派”），一来二去混成了一名街办工厂描图员。可叹的是这份低就的差事他也没能混下去，“文革”中他“坚持反动思想，散布反动言论，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被究办，公安局的人有一天在绘图桌旁边给他戴上一副手铐，结果被判刑十年。

“判刑总得要‘材料’，我猜想它会出自于谁呢？”钟叔河说。

“猜到了？”

“当然。”钟叔河回想当年的感受时，眨着有点三角亦有点肉泡的眼睛，对自己的判断很满意的样子。

一九九三年，距离钟叔河被捕的日子已经二十三年的一天，我去拜访他的时候，钟叔河给我看了一封信。一个老年人用很耐看的笔迹及很亲切的口吻，在信中向钟叔河报告自己住院医病的见闻，包括其妻如何认为他装病云云，件件娓娓道来，挺有几分意思。“就是这位老兄扛不住，交代了他们需要的一些‘材料’。”没想到钟叔河这样介绍写信的老朋友。这不由得叫人吃惊。

“你完全原谅了他？还同他保持来往？”

“我原谅他是因为他并没有由于交出‘材料’得到什么好处，相反他受到的打击比我还要重。这叫我有点同情他。我认为他的坦白交代也并非出于牺牲别人保全自己之心，不过是性格软弱造成的。他胆子小，一问就什么都招了。我自己不是在肃反运动中也不负责任地伤到过朱正么。他一直很落魄，想自费出本旧体诗词，还得动心思拍卖旧时恋人赠送的一块手表。结果犹豫来犹豫去，书号涨价手表降价，书到底没出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当年的行为他其实也很后悔，反正牢已经坐完了，怪罪他也没有什么意思。”而且正是这个人的行为与遭际让钟叔河对现实动了愤懑之情，同时产生出琢磨它琢磨历史的念头。

我无法凭经验想象，钟叔河是怎样与一个这样“伤到过”自己的人继续做朋友的。也许这在一个研究历史研究得颇为通透的人来说，只是一件随缘而造的事。

“我戴着手铐乖乖跟着他们走。在街上，我走得很慢，很想让个熟人看见我，也好给我家里报个信儿。结果没碰上。”就这么着钟叔河于一九七○年被捕，手指上沾着墨水，胳膊上戴着袖套，关入长沙市左家塘看守所，直至一九七一年五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转送劳改队。

按照通常的惯例，我们在听一个历尽苦难的朋友述说他的过去时，需要抱一种深切的同情，并随时准备给予必要的安抚，但跟钟叔河谈话不需要如此。钟老前辈回忆看守所和劳改队的生活时，从来不曾凄凄惨惨，相反还有一点津津乐道。这似乎有些反常，也体现了他的与众不同。他大概很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些让他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令所有的人不可思议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