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

如果我们不曾把当代出版活动视为一群“作嫁者”工匠式的文字爬梳和半儒半商的文化经纪，而是映射一个时代学术潮汐、烛照一程思想流脉的镜与灯，一道由肩负文化建构与积累双重使命的出版人参与构筑的人类文明的风景线，那么，我们会以更深沉的眼光去关注当代出版史上每一位长者、贤者的心路历程。钟叔河先生便是这样一位长者和贤者。

说起来，钟先生的出版生涯并不长。他早年投身新闻工作，不仅记所闻，而且结合读书思考现实与历史，力图做一位“思想型”的记者。但“五七”之秋，恰恰因思想而获罪，被扫地出门。后来又因不愿意放弃思想的权利而入铁窗。他先后做过车夫、钳工、木工、划线工、绘图员。一九七九年，“右派”被改正，本可以归队重操旧业。此时他的年龄已逼近五十，却决计“逃”出新闻，凭借“作文考试”的高分加入湖南人民出版社。新闻与出版，虽说同属大众传媒，同是做编辑，但工作套路、思维方式多有不同：新闻需要热情奔放地介入生活，更多的是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出版则需要老吏断狱的沉着，更多的是远距离的洞悉与建构。叔河先生编辑业绩上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他的报人经历，做记者时的那份机敏加上出版人那份追求厚重的秉性，使他很快就找到了诸如历史与现实、即时与永恒、文的宕荡与史的深沉的交汇点。两年后，便以《走向世界丛书》（先以单行本刊行，后来辑成十卷合订本）而声誉鹊起，北京、上海各大报、书评刊物都称赞这是一套好丛书，许多不轻易提笔的前辈与专家给钟先生写信，盛赞他的史学眼光与功底。钱钟书先生在信中说：“章实斋论史学，于刘子玄所谓三长中独重识；弟读尊编，即倾倒兄之卓识明见，而博采穷搜之学力又足以相副。”李普先生“半夜醒来，不复成寐”，写信给钟先生，建议他把各书卷首的叙论辑印成册，交新华出版社出版。杨宪益先生在信中表示：“您写的专文如果集成一册，翻译出来，我看会受人欢迎的。”李侃先生则在信中称这是一套“内容并不新奇的当代‘奇书’”，说自己近月来一直心耽于斯，“读‘总序’及叙论诸文后，感佩之情不能自已”。萧乾、黎澍及外国专家白霞等人也都写信表达了自己的共鸣与感激。英国海涅曼公司还致函钟先生，有意以英文出版他的书。一九八二年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恢复后的第一次小组会议时，组长李一氓提议特邀钟叔河作为正式代表与会，并多次谈到湖南的《走向世界丛书》整理方法是个典型：第一，有一篇比较详细深刻的作者思想评传，对其人其书做了说明；第二，每一段落有个提要，是花了功夫的，给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第三，书后有人名、地名索引，也便于查阅……单纯的标点是不够的。充分肯定了这套书的编辑经验。这里面也显示出钟先生所具备的新闻、出版两双眼睛和两种职业秉性的魅力。就这套书的内容而言，大多是一个多世纪前的旧事，当归于历史，但经过钟先生重新发现，精心辑注出版，对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国人来说无疑又是十分现实的话题。单本看，这些文字只是国人最初开眼看世界的旧闻片断，但辑成大系，整体观照，则反映出一股潮流，是先辈们心的呐喊。尤其可贵的是叔河先生一系列既有报人激情与文采，又具史家练达与犀利的叙论，使得这套书既是情绪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可读的，又是耐读的。那时还不时兴幕后炒作，这套历史旧籍，引起学界、思想家如此的“聚焦”，在近二十年出版界亦堪称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