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十八条使我想起了顾准。王元化先生曾评价顾准说：“作者才华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经他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序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顾准对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诸问题的思考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就是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完成的。五十年代顾准的思考主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诸方面，而钟叔河先生五十年代就思考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问题——虽然他的思考没有顾准的深刻，但他毕竟比顾准要早十多年就思考了，比整体民族八十年代的反思几乎早了三十年。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钟叔河先生还说，要是自己生活在正常的社会里，他是会做些事情的。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他沿着五十年代的路子思考下去，并让其有相应的环境和条件，也许今日中国多了一位思想界的探索者，而少了一位出版家。

因思想而罹难是那个时代的罪恶。一九五七年钟叔河先生被划为“大右派”，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九年又因“现行反革命罪”在监狱里待了十年。在社会底层里，他当过车夫、钳工、木工、划线工、绘图员等。苦难铸造了他的灵魂，思考点燃了他的智慧。他说，他赞同史学家陈寅恪的观点：知识分子应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他把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走向世界》借我阅读时说：“我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一点点像郭嵩焘。我写的《论郭嵩焘》，你可读读。”

郭嵩焘何许人也？郭氏为湘阴人氏，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中进士，点翰林，官至礼部侍郎、驻外大臣。先行者总是孤独的。郭氏于英法公使任上被撤回，著有《使西纪程》，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郭氏早年参加过湘军的战事，但很快就洗手不干了，认为那不是自己的事。郭氏好议政，喜批评，接受了非传统的思想，有一股异端的气味，于是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所不容。由郭氏的这些性格特点，想到钟叔河《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确实使人得到大致相同的感觉。钟先生现在正做着两个研究课题，一是明清士大夫对西洋事务的认识，二是关于周作人的研究。我想，他的见解肯定是独到的。

钟叔河先生的主要史论著作有《走向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书前书后》等。读他的著作，我们不得不惊讶于他对一八四○年以后的中国认识之深刻。在近代中国文化汇入世界文化进程的大背景中，他从思想史、文化史层面分析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转型及其内在动因，其见地显示了他治学的机智。他在《关于曾国藩家书》中说：“传统的封建文化不能导向民主和科学，中国之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是我四十年来一贯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又认为，为了快步走向明天，必须深刻地认识昨天，清醒地面对今天。”

今天，正是中国现代化遭遇阵痛的时刻，我们怎样去把握和设计未来呢？这是每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须回答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