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和朱纯在工厂里能够独当一面，家庭历史又没有什么问题，很快就被摘了“右派”帽子，本以为生活会渐渐好起来，谁知道更大的劫难还在后头。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钟叔河知识面广，又比较好客，很多人喜欢上门聊天。“文革”开始后，他看到红卫兵破四旧烧毁书籍，觉得非常荒谬，对人说：把《红楼梦》《史记》都烧掉了，以后还会要印，岂不浪费人力物力。这话被人检举揭发，一九七○年三月八日，钟叔河在厂里绘图时被抓走，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被判了十年徒刑，押送茶陵湖南省第三劳改队劳改。钟叔河说，在看守所的一年，是最难受的一年，二十四个人挤住在六张上下铺上，每张铺都要睡四个人，吃喝拉撒全在房里，刑事犯和政治犯都关在一起。在那种极其恶劣的环境里，极度压抑产生的人性恶、人性的变态，都最大限度地展现。为了多吃一钵饭，有的人甚至可以忍受去喝别人洗脚水的侮辱，那种生活是对人的尊严最大的亵渎。到劳改队后，开始是挖土，种茶树，后来因为制茶需要各种机械，钟叔河又一次凭着绘机械图的技术而分到劳改队的机械厂。在机械厂，他绘制了各种各样的机械图，并且设计了铸造车间的四吨行车。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他才被提前一年释放。在被关押的九年间，他的老母亲去世了，是朱纯为之送终，也是朱纯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为了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钟叔河至今还保留下一张他设计的行车总图，还有两个用竹子做成的茶叶筒。有个茶叶筒上刻着竹枝和“斑竹一枝千滴泪”，是钟叔河在劳改队中做好，托出狱的人带出来送给朱纯的。“不借毛泽东这句诗，是表达不出我滴着血泪的心意的。”钟叔河说。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五年离休前的十几年时间里，钟叔河在湖南出版社工作，他排除了众多的干扰，在并不十分畅顺的环境中，完成了若干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值得表彰的书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实际上担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重任。而在他自己的人生中，他完成了对苦难不幸的超越，对个人情感的超越，对自己生命的超越，让自己近乎悲剧的人生迸发出绚烂的光辉。他出于对人的尊严的渴望，通过他所编辑整理的古籍，把悲剧转化成为悲剧意识，表达出对人的终极存在的关注，对生命的思考和憧憬。其中的睿智和机敏，代表了当代中国职业出版家的良知。钟叔河对湖南这个地方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湖南的地域和文化在历史上都不是开放和自由的，人文环境封闭落后，保守势力异常强大，敌意和压制的条件造就了湖南人的反抗，但往往因为太过压抑而造成了反抗的偏激。在敌意的环境中冒出来的人才，大多不能超脱偏激的窠臼，就是所谓“矫枉过正”。在这样的地方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大智慧才行。曾经有人对湖南出版界讽刺说，湖南出了三种人，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这三种人中，两种与钟叔河有关。不管怎样说，对于那一段非常时期优秀的出版家们所作出的努力，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