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义熙前“书晋氏年号”而永初后“唯云甲子”云云，征之陶集多有不合；辞官彭泽在晋亡前十几年，陶渊明大概不至于提前十几年便“不食周粟”；他的诗文更“未尝沾沾以忠悃自居”，将它们都附会成黍离之悲，连少数封建时代的诗论家也觉得“几无复理，俱足喷饭”。就陶诗的人民性而言，虽然他对人民的苦难具有深广的同情心，但他现存的诗文很少正面抒写对人民的同情，也很少正面反映那个时代的动乱与黑暗，在这方面他不仅远比不上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甚至还比不上张籍、王建，于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人因此转脸糟蹋陶渊明，把其人其诗说得不值一文大钱。这种从政治的角度臧否诗人的研究方式隐含的逻辑前提是：诗人自身及其创作毫无价值可言，其地位和价值完全取决于他与另一实体的关系。然而，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生命体验的重心，陶渊明显然不是一个政治诗人或社会诗人，他所关注的是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而不是某朝某姓的兴衰；他所探寻的是存在的本体和理想的人格，而不是政治倾轧和改朝换代的是非；他所求的是生命的自在洒落，而不是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春风得意；虽然他具有深厚广博的同情心，但并没有“大庇天下寒士”那种社会抱负，他只是力图在“淳风日尽”的世道守护人的真性——陶渊明的意义和价值别有所在。是否主要就在于其诗文的艺术价值呢？艺术标准只能衡量其诗文的艺术性，而“伟大”则必须以超艺术的标准来衡量，仅仅诗艺的高超不过是个高明的诗匠而已。那么，他的伟大就在于其道德操守的高尚吗？道德操守当然是衡量一个诗人伟大与渺小的重要因素，但对于陶渊明而言这还不是决定性的东西，他为什么要选择那条饱受饥寒之苦的人生道路？为什么不“安食公田数顷”而去“种豆南山”？为什么要“复得返自然”？为什么其诗能削尽浮华而独呈本色？为什么其诗风那般“和谐静穆”？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自然就逗出了本书所要论述的中心主题：左右陶渊明人生抉择、决定他人生态度、影响他诗文创作的深层动因是诗人对生命的深度体验，对人生目的与价值的深微透悟，也正是这种体验和透悟使他给散文式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性，把晦暗的人生引入澄明。陶渊明是“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是魏晋人格理想的实现和完成，他以自己的生命境界展示了魏晋玄学主题的深度，但他又不像许多魏晋名士那样因没有生活信念而放纵感性，因人生的迷茫而挥霍人生，因不知道要干什么便什么都干，他在饥寒之忧、陇亩之勤、居常之念中，经由忧勤克己的工夫而臻于洒落悠然的境界，他解脱了一切功利、成败、贫富、穷通乃至生死的束缚，其人生表现出一种无所利念的洒脱，无所欠缺的圆满，真正超越了自我并同流于天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这种博大的生命境界孕育于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并体现了晋宋之际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时代特征：儒道兼综，孔庄并重。我国古代伟大诗人中只有他才达到了一种人生的化境——任真肆志又固穷守节，洒落悠然又尽性至命。他的诗文便是这种生命境界的完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