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围绕以上这一中心论旨展开：前四章分别揭示陶渊明生命境界的特征及其形成，这一生命境界的文化底蕴，他对死的超越与对生的安顿，他在身心冲突中对自我的体认，以及通过体认自我进而把握自我的那种成熟的人性。第五、六章分别阐明他归隐的本质在于守护生命的真性，其动因在于既超越人际的利害，同时又表现出对人际的深切关怀。第七章阐述他在饮酒中所达到的超尘脱俗、融然远寄的生命境界。第八、九章分别探讨他的诗歌风格、语言特征与其生命境界的内在联系。最后两章论析陶渊明在接受史上的命运——人们对其诗的评价由忽视到重视、由冷落到推尊，对其人的认识则由对道德操守的赞颂进而对其存在境界的把握，由仰慕其气节品行到接受其存在方式，接受者对陶渊明理解的深度同时也昭示了接受者自身存在的深度。

陶渊明是滔滔浊流中的一泓清泉，是“市朝驱易进之心”的尘世的良心，是“大伪斯兴”时代的一位真人（《感士不遇赋》），因而，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那超脱的人生韵味、那洒落的生命境界，以及展现这种人生韵味和生命境界的诗风诗境。自称“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的萧统，早对他“脱颖不群，任真自得”的为人钦仰不已。当然，首先对陶渊明其人其诗有精微体悟并做出深刻阐释的是苏轼，他不仅把陶的诗文视为艺术的极致，也将陶的为人作为自己人生的楷模；对其诗心追手效，首首依韵而和，对其人更是高山仰止，愧叹“我不如陶生”。自此而后，陶渊明才在文学史上享有他应有的地位，而陶渊明研究也随之成了古代诗论中的显学，后人对其意义和价值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连理学大师朱熹也极口称道他不“局促尘埃”的存在方式：“作诗须从陶、柳门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他那冲淡自然的诗语源自诗人存在的深处，他那和谐静穆的诗风来于诗人的人生境界，宋元以后的诗论家对陶渊明人生境界与诗歌境界的内在联系多有论述：“盖渊明人品素高，胸次洒落，信笔而成，不过写胸中之妙尔，未尝以为诗，亦未尝求人称其好，故其好者皆出于自然，此其所以不可及。”明朝何湛之在《陶韦合集序》中也说：“晋处士植节于板荡之秋，游心于名利之外，其诗冲夷清旷，不染尘俗，无为而为，故语皆实际，信《三百篇》之后一人也。”自然，从黄庭坚到鲁迅也不断有人指出陶渊明为人刚烈豪宕的一面：“彭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之一二九中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鲁迅先生也不同意陶渊明“浑身静穆”的说法，认为陶诗中“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金刚怒目’式”。不过，这只是表明陶渊明超脱俗世而非弃绝人世，表明他真正的人际超越来于他深切的人际关怀。人际关怀是他人际超越的生命动力，假如不执着于人间的价值信念，假如不分人间的是非邪正，他怎么可能憎恶人间的是非混淆和价值颠倒？怎么可能因此而远离官场归隐园田？怎么可能超脱功名浮嚣和利禄贪竞？可见，正由于他有对世俗丑恶的“金刚怒目”，他才有超脱尘俗的高风逸韵。鲁迅先生在指出“他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他“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这正是陶渊明独特意义之所在：既结庐人境又不“局促尘埃”，既充满人际关怀又不受人际羁绊，因而“陶诗句句近人，却字字高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