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对陶渊明的这种理解，我才在本书中从存在论的角度阐释陶渊明的生命境界，以及这一生命境界与其诗歌境界之间的关系。我的研究是在前人和今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既受惠于古哲也得益于时贤。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理解最为独到深刻，他最先从存在论的角度论述这位伟大诗人：“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陶渊明这里为“古今贤之”的“真”不是伦理学上的“真”，也不是认识论上的“真”，而是他存在状态上的“真”。苏轼对陶渊明的论述在陶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陶渊明研究已由政治曲解和道德赞叹，深入到对其存在境界的探寻。现代对陶渊明阐释最有深度的是梁启超、鲁迅、陈寅恪、朱光潜几家，其中尤以鲁迅、朱光潜影响最大。早在1935年朱光潜先生便借鉴温克尔曼关于古希腊雕塑“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观点来阐释陶渊明：“这里所谓‘静穆’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常使我们感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此说虽稍嫌绝对和简单，并因此曾遭鲁迅先生批评，但无疑道出了陶渊明人生境界和诗歌境界的某种主要特征。几年后他仍坚持己说：“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他这次的论述也比先前周详缜密得多，《陶渊明》至今仍不失为一篇平实而又新颖、优美而又深刻的典范性论文。鲁迅先生对古今隐士的精辟洞见，对通过全集以见“全人”研究方法的强调，特别是对“浑身静穆”说的尖锐批评，迫使我认真思考陶渊明是如何从“金刚怒目”变为“非常平和”的？他何以能既不“遗忘和冷淡”“世事”而又能不“局促尘埃”？“世界上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持久的宁静”，陶渊明同样也不是天生的“非常和平”，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自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更不可能一直是“浑身静穆”，他的心灵深处也有过贫与富的交战、穷与达的烦扰、生与死的焦虑，他的“和谐静穆”是他长期与灵魂搏斗的结果，他洒落悠然的生命境界来于他痛苦而独特的存在体验。这样，我对陶渊明生命境界的特质及其成因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当代大量有关陶渊明的研究成果也使我获益良多。近几十年学术界对陶集编年、校勘、注释用力既勤收获也不少，此外，先后还发表了一系列卓有见地的论文和十几部沉甸甸的论陶专著。我们时代对陶渊明理解的多样性，正标示了我们时代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它们或从正面给我以启示，或从反面激发我思考。

我当然希望自己的阐释能切近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但同时我也明白自己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接受陶渊明的，对他的理解因而有着自身的历史性，这包括不可避免的作为前理解的先见，和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属于个人个性及知识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