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元年乙巳（公元405年）三月，陶渊明因幕主刘敬宣自表解职而罢参军之职，他回到“日梦想”的“园田”不久又离开“园田”，同年八月赴彭泽县令之职。和前几次出仕一样，一就任就“眷然有归欤之情”，“在官八十余日”便解绶去职（《归去来兮辞序》）。

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这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心理模式。他每次出仕的时间都非常短，除在桓玄幕做了一年左右僚佐外，从释褐为江州祭酒到做彭泽县令，每一任都只做了几个月时间，江州祭酒甚至“少日”便解归。义熙元年（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在这一年中两次出仕两次归田。人们很少认真考察诗人这种旋出旋隐的原因。苏轼将此说成是陶为人之“真”的一种表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这一行为表明陶为人之真固然不错，但他没有说清陶何以忽而“欲仕”忽而“欲隐”，更没有说清他何以一边厌仕又一边出仕的原因。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四中试图做出另一种解释：“盖仕非公所乐而不妨仕，其曰‘时来苟冥会’、‘聊且凭化迁’，事时偶合，适当如此，便且如此。随运化而迁转，不立己以违时，此孔子‘仕止久速，无可无不可’之义，究竟不害道，亦未为失己失义。”方氏把陶渊明这一时期在仕隐之间摇摆的心态想象得过于理想化了一点，持论过高往往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陶渊明并非总是每辟必应，有时候也“立己以违时”，如晚年就不受朝廷“著作郎”之征。治陶者和慕陶者唯恐说陶渊明心灵深处存在着矛盾痛苦有损于诗人的高逸超旷，往往有意无意地将他的忽仕忽隐想象为浑身自在、通体风雅之举，殊不知或仕或隐对于当时的陶渊明绝非“无可无不可”，而是关涉到他生命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抉择的大事。从“向立年”到不惑年这一人生阶段，陶渊明频繁地忽而出仕忽而归隐，表明他此时仕有仕的苦恼，隐又有隐的不安。委怀于琴书和寄情于园田他难免有“白首无成”的惶恐，“暂疏园田”走上仕途他又深觉“意志多所耻”，这样，他每次出仕都好像是“违心之举”，每首出仕诗总是先写自己的“宿好”在于园田诗书，后写自己一定要决别官场躬耕终老。早年儒家诗书的熏陶赋予他积极入世的“猛志”，他不断激励自己“进德修业”，以期有功于生前留名于身后，可是他的气质个性又“闲静少言”（《五柳先生传》），不堪市朝的浮竞喧嚣。他的人生志向与自己的精神气质的这种内在冲突，使他的灵魂无论是仕还是隐都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