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儒家“君子固穷”、“素而不愿”的节操使他解脱了贫与富的困扰，那么，在“代耕”还是“躬耕”的问题上，陶渊明则纠正或突破了儒学的偏颇和局限。儒家的传统鄙视躬耕稼穑，《论语·子路》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恶声恶气地骂“请学稼”的樊迟是“小人”，孟子也认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人之“禄足以代其耕”，因而士之不仕亦犹农夫之废耕，二者对于各自的身份而言都是一种失职的行为。陶渊明却“不以躬耕为耻”，“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人生经历使他对耕植有一种朴实的体认（《有会而作》），对那些勤劳的“陇亩民”由衷地亲近，对那些“曳裾拱手”者则十分鄙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劝农》），这是在劝农耕也是在表心迹，清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九中说：“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魏晋那些出言玄远却不辨菽麦的士子，声称自己非汤武薄周孔，恰恰将孔孟鄙薄稼穑的偏见作为自己的成见。陶渊明反问这些一方面“宴安自逸”一方面耻涉农务的士子说：你们面对那些“宵兴”“野宿”的桑妇农夫“能不怀愧”（《劝农》）？解缨归田后的诗人明白，如果自己不“勤陇亩”便要“饥寒交至”（《劝农》），在《移居二首》之二中他还提醒自己说：“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清陶必铨认为这是陶渊明远承乃祖陶侃的遗风：“先生每及治生，不作放浪一流，此其绍长沙之勤慎，异晋士之玄虚欤？”由于对治生和农耕怀有这种忧勤的心态，因而他不但像老农一样“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共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之二），而且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之三）。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他除了进行种豆、获稻、灌园等田园耕作以外，还兼织席子、打草鞋、卖蔬菜，他的朋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灌园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田园耕作并非那些“曳裾拱手”的诗人们所想象的那般闲逸，它不仅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苦，还得为“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而忧心（《归园田居五首》之二），更要忍受耕不救穷的饥寒之苦，即使他勤于陇亩仍不免“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可是陶渊明对自己躬耕的人生选择毫无怨悔：“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杂诗十二首》之八），“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诗人表露了何以选择躬耕的衷曲：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