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鲍姆加特山上我没有一个晚上能够一觉睡到天亮，在赫尔曼病房，大多数情况下，睡一个小时就醒了，不是做梦惊醒（我所有的梦都把我带到深渊和绝境），就是隔壁房间里有人急需救治或者死亡，或者我临床的病人用尿瓶撒尿，尽管我一再跟他讲如何去做才不弄出太大声响，但他每次还是弄出很大动静，他的尿瓶不只一次撞到我的铁制床头柜，而是好多次，所以他每次总是让我不得不发火，数落他半天，我再次告诉他应该怎样使用尿瓶才不会把我吵醒，但每次都是徒劳；我另一边，靠门那边的临床也每次被他吵醒。我的床在窗户这边。那个病人叫伊默福尔，是一位警察，一位特别喜欢玩十七加四纸牌游戏的人，自从我从他那儿学会了玩这一游戏，至今无法放弃，这使我常常濒临发疯和神经错乱，我知道，一个本来就靠吃安眠药才能睡觉的患者，而且住在像鲍姆加特这样一座只收留重病和垂危病人的医院里，他一旦在夜里被吵醒就不能再入睡。与我相邻的病人是学神学的大学生，是格林卿一对法官夫妻的儿子，确切地说他们住在施莱柏路，是维也纳最高雅、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此人性情属于非常娇惯的那一种，还从未同别人住过一个房间，我肯定是他碰到的第一个人，并且还让他注意，如果与他人同居一室绝对要顾及他人，他是学神学的大学生，对他来说这尤其应该是最不言而喻的事情。但这个人着实不可教诲，至少开始一段时间如此。他是在我之后住进来的，病情也是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跟我完全一样，他也被切开了喉咙，从里边取出一个肿瘤，据说这可怜的家伙在手术时几乎丧命，是萨尔策教授给他做的手术。当然这不等于说，换了另一个外科大夫他就不会几乎死去。我想，我也应该做个神学大学生，看看人家来到这房间以后的情形：修女们对他的娇惯令人作呕，她们一方面对他关照得无以复加，另一方面则以同样的强度怠慢我和警察伊默福尔。比如说，每个值夜班的护士，都把她值班时从患者那里得到的礼物，巧克力呀、葡萄酒呀，还有各种各样的糖果，当然都是从维也纳城里一流食品店里买来的，从德默尔食品店，从雷曼食品店，以及与上述同样闻名的、位于市政厅旁边的斯卢卡食品店，值夜班护士一大清早就把这些好东西放到神学大学生的床头柜上，这还不算，规定早晨给每个病人的热饮、我们都应该得到的供应，给他不只一份，而是让他一下子得到两份，就是直到今天我也特别喜欢吃的那种，供应这道饮品是赫尔曼病房的惯例，住在这个病房里的人都是垂死的病人，送到床头的这道饮品是对即将死去的病人的特供。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坚持让我的神学大学生不久就改掉了不少毛病，他的临床，那位警察伊默福尔也感激不已，因为我们这位同室病友的我行我素也让他不堪忍受。其实像我和伊默福尔这样的长期病号，早已习惯了与我们的处境相适应的角色，即为人不招摇、不张扬，处事低调，谨慎小心，因为只有采取这样的姿态，才能持久地忍受生病的状态，抗争、执拗和行为放纵都只能削弱肌体，时间一长都是致命的，一个长期病号是承受不住多久的，由于我们的神学大学生确实可以起床去厕所，于是有一天我禁止他再继续使用尿瓶。此举立刻遭到护士们的反对，她们自然是乐意为神学大学生倒尿瓶的，但我坚持他必须起床去厕所解手。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和伊默福尔就应该起床上厕所，而神学大学生却可以在床上往尿瓶里撒尿，污染室内本来就几乎难以忍受的空气。最后我们成功了，神学大学生上厕所解手了，我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我想，他姓瓦尔特，可是记不太清楚了，我们的成功气得护士小姐有好几天瞧都不瞧我一眼。但是对我来说这自然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