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届人大的安排，毛主席10月4日打电话给周总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对周总理说：四届人大，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这是主席开始下决心了，已经下决心了。在周总理病重的时候，毛主席希望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的工作。

10月11日，毛主席又讲，还是要以安定团结为好。毛主席这个安排，一个是让我父亲接班，一个是要大家安定团结，是作为一种政治安排，他希望稳定下来。10月17日，江青开始有预谋地发动攻击，在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刁难我父亲，让我父亲表态。我父亲就一步也不让：这个事情我要调查。江青就在政治局骂起来。我父亲和“四人帮”一伙的矛盾非常尖锐了。

10月18日，当时毛主席在长沙。这天，王洪文跑到毛主席那儿去告状，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不要跟他们搞在一起。王洪文回来，又找周总理做检讨，实际上并没有悔改。

10月19日周总理见王海容、唐闻生，讲“风庆轮”事件，说，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当然还要做工作。

10月20日，王、唐随着外宾见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主席当时批评“四人帮”以后，决定：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毛主席还讲：总理还是总理。原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是由王洪文负责，这次毛主席讲了，四届人大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两个人负责。

在这之后，周总理、父亲和其他同志们，围绕四届人大开始更紧张地工作。

我父亲经常到周总理那儿去，叶剑英、李先念这些同志，也都经常到周总理那儿，商量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的安排。

12月，周总理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坏，医生希望周总理赶紧住院手术。而四届人大的安排基本上有眉目了，需要周总理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叶帅就交代医疗组成员，无论如何要保证周总理这趟行程的安全。医生认为，他无论如何不能走，不能再出差。但是作为周总理来说，重任在肩，无论如何他要亲自来做。

12月23日，周总理和王洪文飞长沙，跟毛主席谈了两天。这时候毛主席的心情也比较好，他还特别对周总理和王洪文讲到我父亲，“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这样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就安排妥当了。然后，毛主席又和周总理单独谈了一天。

这时总理身上的肿瘤开始全面转移了，总理他不是不明白，但这个时候他是拼命。

1975年1月中旬，四届人大开幕了。

周总理在这个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提四个现代化。

此后，我父亲先后提出“整顿军队”、“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工作”，反对派性，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听家里人讲，父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始终在连轴转地工作，以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为了挽救这么样危险的局面，日以继夜地工作。

周总理始终支持父亲。重大的事情我父亲也都找周总理商量。我看到一个记录，我父亲几乎每周都要到医院那儿，和他单独谈话，谈工作，或是半个小时，或者是几十分钟。

但是，这一年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3月，张春桥提出“反经验主义”。4月，江青在政治局布置要“大反经验主义”。

我父亲见毛主席，反映了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江青就跟我父亲顶起来了。毛主席同意父亲的看法，在姚文元送的一篇文章上批示：“反经验主义不妥，似乎应该提反修正主义，既要反经验主义，也要反教条主义，包括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样把“四人帮”的进攻打退了。毛主席让政治局批评“四人帮”。当时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5月底6月初，我父亲两次组织批“四人帮”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