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周总理到毛主席那儿开会，和主席讨论这个问题。5月4日，周总理又亲自写报告给毛主席，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整个情况，得到主席的批准，最后周总理又连夜召开会议，核对毛主席讲话的笔记，然后又主持开会研究，随后下发一个正式的文件，以正视听。那时，总理的病已经很重了。

9月7日，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外宾，他就讲了：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担任，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我相信他完全能够胜任，完全能够继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可以完全相信小平同志一定能够完全贯彻中国共产党对内对外的方针。这时我父亲也在场。周总理这次见外宾的时候，脚已经肿得很大，鞋都穿不上。

9月20日，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在用车推他进手术室之前，他喊了声“小平同志！”叫我父亲过来，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他用很大的声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这是他要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够听见他的话。总理认为他马上要去世了，他在用最后的力量来支持我父亲的工作，有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搏。这是生命最后的一个吼声！

这次周总理又抢救过来了，但病情很重，生命始终在旦夕之间。我父亲来看周总理，也就待5分钟。后来，毛远新向毛主席反映了有关情况，毛主席开始对我父亲的工作不满意，认为是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让毛远新找我父亲谈。我父亲讲：“我昨天刚问过主席，这段工作怎么样？主席说还可以。”把毛远新顶回去了。谈话以后，我父亲马上就到周总理那儿去了一趟。此后政治局就开始批评我父亲。我妈妈问他：批评以后你怎么做？我父亲讲，到那儿就是宣布开会，然后就请大家批。他就泡杯茶。然后到点宣布散会，他抬起屁股来就走。他也不妥协。

整顿工作不到一年就停下来了。中央开了打招呼会，发文件叫大家学习，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时周总理的生命已经垂危了。

12月底，周总理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我父亲、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来了。这次又抢救过来了。大家来看周总理，张春桥走过来的时候，周总理说：“春桥同志，你和洪文要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这是他死而复生后的再次奋力一搏。他知道，形势很坏了，但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他还要尽他生前最后的一点力量，希望起点作用。实际上，大家知道根本不可能说动张春桥这些人。实际上他是在用最后的唯一的可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希望能够影响他们。总理用心之苦哇！这种事情想起来真是让人非常非常地难过，这种事情也是很残酷的。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我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为周总理致了悼词。本来周总理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我父亲讲：这个人民不答应。我想由我父亲致悼词，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他是欣慰的，如果让周总理选择，他一定会选择我父亲。我父亲也愿意为他做。

周总理和我父亲两个人性格不同。周总理非常聪明，善于团结人，善于融合各种不同的意见，事无巨细，认真负责。我父亲则比他刚，比他硬，处事从大处着眼，但是容易被打倒。周总理知道我父亲的特点，知道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的工作，能承担起他的工作。我父亲对他也是非常理解的，知道这个兄长心里想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