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父亲多次讲过，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周总理讲过违心的话，但是，全国人民原谅他，他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甚至在“文革”期间他就跟周总理讲过：你那时候不得不这样做，不这样，就不能保护这么多老干部。我父亲说：我的性格不同，我不会委屈求全。这话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讲的，是他跟我母亲讲的，说过这个话，周总理也体谅他。两个人心心相印，各自用自己不同的方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出他们自己的一生。

周总理逝世之后，我父亲就失去了工作的条件，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就在清明节的时候，4月5日群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意，在悼念周总理的时候，掀起了又一场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再次被打倒。我父亲的这次被打倒，又和纪念周总理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才显示了中国人赞成我父亲的这些做法，赞成周总理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之后，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父亲复出，开始改革开放局面，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和1972至1975年，特别是1974至1975年这些年的斗争，我父亲和周总理共同战斗这段历程分不开的，也是和我父亲和周总理，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一直努力分不开的。

要说我父亲和总理的关系，从中国现代史上找，有多少人能够这样密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性格、作风都不同，但又那么心心相印几十年，半个世纪多，生死与共，风雨同舟。都说人生难得有知己，父亲和总理才真正是知己。

就不用说领导人，就说我们这一生，有几个知己？有没有知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想，这也是他们的幸福。

对周总理去世，我父亲的悲痛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父亲是非常冷静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死，对其他这些东西，看得非常的开，但是周总理的逝世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知道，周总理早晚是要去世的，但是一旦他走了，他还是非常难过，我父亲在念稿子念到：“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时候满场“呜呜……”全都哭了。

我记得那时候，周总理的灵柩从天安门前经过到八宝山，一路上都是送行人们的哭声。在开追悼会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们家孩子都参加了追悼会。那时候我没去，因为我在医院里头。送葬那天，很多病号都冒着寒风跑到外面去，跑到301医院门口的马路上去看。我那个时候弄了一瓶酒和一点酒菜，和病友王鲁光一块喝酒，把酒洒在地上。我记得我一直在说，一面哭一面说，真是痛苦啊！痛哭流涕。我说：前一段历史过去了，我们面临的将是新的一个局面了。

“文化大革命”总理那么忙，他还在关心我的治疗，亲自批准我回京治疗，这也是总理做的好事，受惠的何止我一个人。

我父亲和周总理这份友谊真是伟大，世上难找的。伟大的友谊，世人难找啊！不只是法国那么艰难，上海那么危险，一直到战争环境下，到解放以后，这么多路线斗争，这样曲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么惊心动魄，真是难以想象。他们俩这种关系如果写篇小说，其感人之深恐怕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