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泌尿科专家

我跟敬爱的周总理接触时间很长，越接触时间长，越觉得跟他接触就是受教育，我受周总理的教育实在太深了。我想先从看病问题说起。

周总理患膀胱肿瘤，是在常规检查时发现的，不是他有什么病状才检查的。接着，我们就赶紧加强检查，比较快就得到了证实。后来得到中央批准，要跟他讲这个事情。我很明白，周总理是相信科学的，是相信我们的，估计他接受治疗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不知道他还会说什么。实际上，我跟他说了这个检查结果，他一点也没有什么震动。他说：“我一定配合你们。”这句话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是，他在这句话后头还有一句话：“你们也要配合我”。这句话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完全理解，他这是要医疗、工作两不误，医疗工作的安排要不影响他的工作，他是处处以工作为第一的。我马上就回答：“我们一定这么做。”可是我有个考虑，尽管膀胱肿瘤还不算是最坏的肿瘤，但毕竟它还是比较严重的，实际上最终一定要影响工作的，也就是说根本不能工作的，我也不希望有那一天，所以说到这儿就完了。后来，我们安排治疗，差不多都是适应他的时间，他是从工作岗位上抽时间来治疗。比如说，1973年3月9日我给他做治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3月8日去参加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妇女节招待会，然后回到医院，3月9日做治疗。他1974年6月1日又开始到医院治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5月31日刚刚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签订了两国建交问题的协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时间来做治疗的。1974年，已经知道他还有一个肠肿瘤的问题，已经决定要治疗了。可是那个时候毛主席在湖南，四届人大的安排在即，周总理不得不延缓治疗，与王洪文到长沙去见毛主席。回到了医院后，还继续工作，不仅看文件，批文件，还要见外宾。我记得，他住院以后，1974年，一直到1975年9月，大概他最后一次见的是罗马尼亚的外宾，其间他见了60多次外宾，不要说内宾了。他接受治疗，是以工作为主的，一直到最后离开我们。

他办事非常认真，一切都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认真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说，我们向周总理报告其他人的病况，上至国家领导人，各方面的高级干部，一直到工人、农民，他都是很关心的。他派我们去看王进喜，王进喜患癌症，住进医院了。我们回来以后给他汇报。我们知道，给周总理汇报工作，按一般的汇报方法是不行的。他完全是一种听的态度，非常认真，比我们想得细，想得周到。他要问你，你为什么说他是这个病，问你的根据，很细，他要弄得很清楚的。空手去汇报，那是不行的。我们去汇报那叫一个行列，带的东西多了，图谱、标本、X线片、显微镜，什么都得带。因为你说到哪儿，他就叫你拿出证据来。模型行不行，合不合比例，他处处在动脑子，很快会发现问题。去时都要充分准备，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汇报。汇报我们认为这个病有多大的把握，还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治疗，治疗前途如何，他一样一样地问。问到后来啊，我们都感觉周总理是医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