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这个病是什么病，应该怎样治疗。他就问：不是谁谁谁也是这个病嘛？你们怎么说是那样治疗呢？他就要问你为什么这两个人治疗不同？最根本的是他对人的关怀，对国家事业的关怀，对国家前途的关怀，因此他一丝不苟，非常认真，考虑得细。那么，会不会被他问倒呢？他问你，你说不出来了，就被问倒了。问倒不要紧，他也不责怪你。我们就知道哪天不被周总理问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问倒我们，并不是吹毛求疵。他想得比我们深，比我们深得多。比如说，有一次派我们到邻国去为一个领导人治病，说回来要汇报。当时病人已经病入膏肓，随时要出问题，生命不可能再挽回了。去那儿坐专机需要24小时，回来就要报告。先说口头报告，飞机上接到通知，要书面报告。我就要去了解情况，搞清楚了再回来。我事先都得考虑得很周到，怎么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把资料收集完全。为此，我事先通知当地使馆，请当地的医疗组带全资料到那儿等我。到了当地直接去使馆，简单说一下，马上决定由几个医生赶紧整理资料，然后自己看，回来后我就给周总理汇报，我在病报上写道：“除非出现奇迹，随时可以发生问题。”他看后就让我去口头再汇报。问，按你说就是没办法了？我说，随时就要出问题的。他问，他病在哪儿最主要？当然他知道，是肺部。他问，带的肺部的X片子上都有什么变化？我说有什么什么变化，同时又说了一句，那片子照得不好。因为我的确自己看的片子。他问，为什么照得不好？就这一句，比如我回答不出来，也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而我恰恰看了照得不好，当时又问为什么照得不好。据说那个地方也是极“左”路线，说照得好的技术员政治条件不够。来照的这个技术员哪，政治条件是好的，但技术差一些。他说：“噢，这么一回事。”他又问：“什么机器照的？”这句话完全出我意料。我说：“我不知道。”好！这就把我问住了。他又问：“你看见那机器没有？”我说：“我没看见。”这不又问住了。他也没怪我。因为事实上我是没看见。他说：“好，你回去休息吧。”几个钟头后他又叫我了。他说，你再去，带一拨医疗组的人去。到了机场我们碰头，我一看哪，有个放射科技术员，我也是熟悉的。我一看放射科技术员，就明白周总理为什么问那句话。你说那儿的技术员不是政治条件好、技术不行吗？我派个政治条件好技术又好的去。如果这个技术员懂这个设备，知道是个什么型的机器，知道是要什么条件的，他就可以准备得更充分。所以他当时问我是什么机器，不是要问住我，而是要知道派一个懂得这个机器的技术员去。你看这个多深呀！像这种事情可以说常常有。比如说，我们经常按要求去了解病人的病况，写病报，周总理看完一般都要批示，同意，或阅、已阅等。他每次看病报也是非常感动人的。给周总理的病报并不都是印出来的，有不少手写的，他就用红笔逐字逐个标点符号都看一遍，哪个地方错了，就给你改好。有一次，我在一个病报上写了一句：病人今日体温37.8度。我写病报应该说已经是有锻炼了。周总理在病报旁边括了一个括弧，加写了“昨日37.2度”一句。这句话对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因为你说37.8度，这是一个当时的情况，看不出一个趋向，是往好了走，还是往坏了走。他加写一个“昨日37.2度”，那就说明今天高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这病报没写好，我应该写“昨日37.2度，今日37.8度”。所以凡事都要细想，都要去考虑，不是一读而过。这是周总理的一贯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