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累”，是因为中央日常具体工作毛主席平时很少管，林彪根本不过问，而大量的事情由总理一人承担。包括每周都要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也由他主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写出报告。林彪叛逃后，毛主席明确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总理主持；军委的工作由叶帅主持，重大问题向总理报告；国务院的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但实际上总理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忙更累了。由于身体长期超负荷透支运转，他的病情不断加重，又不能及时治疗，不断便血，身体日渐虚弱，有时深夜开会回来，两条腿迈得是那样的沉重。直到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7天的中午12时，他躺在病床上，才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真正说出了“我累了”这句话。他的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种来自多方面的、心上的“累”，才是最累的，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想象的。

他的“气”，主要来自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人发难、捣乱，找茬儿、诬陷。林彪很少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叶群大多是会议没有结束就离开。等会议结束，已是深夜时分，她就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这问那，一打就是好长时间，让总理去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帮”更加张狂，不仅加快了夺权的步伐，还对总理百般刁难，有意地与总理斗气。江青等人，遇到对他们不利的工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文字改革本来是张春桥分管的工作，他说不懂，硬是把文件给周总理退了回来。江青想见的外宾，中央不安排她接见，她非见不可；安排她见的，她却称病不见。他们从精神上折磨，在工作上施压，妄图把总理置于死地而后快。

他的“忧”，主要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党的团结担忧，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担忧，也为保护老干部担忧。他既要保护没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提醒他们如何“避险”，有时还亲自到现场坐镇保护；又要为已被打倒的同志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把他们“解放”出来工作。那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么时候能结束心里也没底，对国家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也没法预测，工作不知怎么干才好。有时候也只好摇头、叹气而已。

他的“愤”，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他曾批评陈伯达无组织无纪律；他曾指责江青诬陷护士害她，是胡闹；他曾把批极“左”的材料愤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机飞越我国边境，至死不回头后，他狠狠地扣下话机，说林彪是叛徒……

就是在这种苦和难的情况下，身体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时折磨着他。但他还是努力地工作着，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在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和“希望”他们尽快对某个国家发生的事变提出应对方案。作为总理，这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但由于他处在被错误批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暂时被剥夺了，可他又不忍心看着这些事不管。当时周总理还得把给毛主席的报告和王洪文一起联名签署上报，就是这样，他仍然坚守不懈，决不放弃手中人民给予的权力。放弃工作、放弃权力，是“四人帮”巴不得的事情。

当时的中联部部长耿飚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周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一·二五”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让耿飚豁然开朗。实际上，这也是周总理自己心声的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