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党的副主席，他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平衡。在不同的时期，他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他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不出的“苦”和“难”。

在“文革”中，周总理既要注意多种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还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老百姓能够吃饭穿衣，生产生活，真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时真是左右为难。就是这样，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受到“四人帮”的攻击和毛主席因误信“四人帮”的诬告而对他的批评。

有人曾问我，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平时相互往来是不是很经常、很随意，像串门、走亲戚一样？我到周总理身边工作后，感觉到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系沟通，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写信，书面来往，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过联络员传话，这种情况也不少；三是周总理同毛主席处通电话（或写信），事先预约；四是利用陪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报告请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会议或约见的时候。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以往毛主席召开会议，周总理都提前到一会儿，后来就逐渐变成政治局委员到齐后，总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进去了。这样，领导人之间就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当然，这与进城后，工作环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时间、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有关。加之，后来几年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总理见主席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随便了。1974年底，重病的周总理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长谈到深夜，这是难得的，也是少有的。我们听说后，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两位老人家能这样促膝长谈太好了。当时，我们心里真的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

我们感到，周总理有时候对毛主席的批评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没有和总理谈，像“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等，总理开始也是一头雾水。我看到总理有时真无奈，真不知怎么做才好，怎么做才对。有一次周总理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接待一位国家元首时，有些事情没有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开的一页纸，就是几句话，说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问题。毛主席在上面用红铅笔批示：这是技术问题，要注意政治。我觉察总理看了这个批示，也有点莫名其妙。

周总理的这种“苦”和“难”的处境，高层领导都能感觉得到，只是谁也不愿说，不便说，也不能说。总理当然更不会说，也无处说，再苦再难，他也只能忍着，只能一个人独自承受。在那左右为难、苦撑危局的日子里，不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象总理在精神和身体上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政治上又冒着多么大的风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个“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意蕴是深刻的。

我曾经偶然看到了周总理为排解内心苦闷、艰难情感的一个侧面。

那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前。一天下午，周总理正在休息，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一张32开的白纸上，周总理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周恩来写下的《不公与不干》手迹

读着它，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那时独自站在周总理办公室里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