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是孤立的。新批评家们对于大学中的文学教学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特别是克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佩恩·沃伦合作的教科书《理解诗歌》（1938），从1940年代早期开始变得十分流行。在芝加哥，至少从1935年开始罗纳德·S.克莱恩就主张并建立了对文学批评与批评史的研究机构。明确地表示要致力于探索文学研究方法的英文学院于1939年首次在纽约召开了研讨会。英文学院在关注文献与出版问题的同时，很快便成了讨论批评与美学问题的论坛。尽管“英文学院”只是为研究英语文学的学者们设计的，却很快建立了探讨法语文学批评和德语文学批评问题的小组。早在1940年，《南方评论》和《肯庸评论》就开设了“文学与教授们”的专栏，一些最好的新批评家像兰色姆、艾伦·泰特、克林斯·布鲁克斯以及哈利·列文等都撰写了犀利的批评文章，为学院文学研究的改革提出了种种不同的建议。变革的氛围已经出现了，实际上，深刻的变化也在酝酿中，当然这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各个学校的进程也有很大差异，但渐渐地，变化在每一个地方发展着。今天的学生们似乎完全无法理解20世纪头几十年我们大多数大学英文系的实际情况了。那时，文学批评是禁区，根本没有当代文学的课，甚至没有美国文学的课，外国文学基本上没有人理会，文学文本只是被作为哲学文献看待，一言以蔽之，19世纪的实证主义高高在上，处于绝对不受挑战的统治地位。

我描述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演化以及我自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因为我执意要作自传式的回顾，而是因为我自己的学术道路恰恰反映了这几十年学术研究的历史，也就是我在耶鲁大学1946年2月所作首次公开讲演中谈到的“反对实证主义”的整个过程，我谈的主要角色是克罗齐、德国的精神史、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和T.S.艾略特、利维斯以及新批评家们。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先生在《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第1期（1952）刊登了伽列为M.—F.基亚的小册子《比较文学》（1951）所写的简短序言时，我觉得那是对我们这个国家业已形成的学术形势的一种挑战。伽列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他在此文中重申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的老观念，眼光是非常狭窄的。他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主要探讨文学作品、创作的灵感，甚至几种文学的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伽列在这篇文章中至少明确地将“总体文学”排除在比较文学之外，并谴责所有与具体历史接触无关的比较，说这些比较不过是修辞学的练习。在第2期的《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1953）上，我严厉批评了这篇序言和基亚的那本小书，当然我也看到对学生来说，这本书的论点还是温和的，而且其主要思想来自保罗·梵·第根更早的一部类似的小册子（1913）。可我依然以为，让一种已经废弃的方法及其限制性法规存活是一个危险的征兆。我在1958年教堂山会议上提交的文章只不过在我们的欧洲同行面前重申了我的不同看法。然而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篇文章被人看做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一个宣言和对法国学派的攻击，其实我要反对的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民族。我过去和现在都认识到，在法国多年来同样有对这种学术研究方法的类似批评。人们只要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朗松及其《大学批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明了。我知道，法国有许多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伽列主张的实证主义的唯事实主义给予了大胆的批评。我也很清楚美国也有很多学者并不赞成我的观点，我从未以美国总体研究的发言人自居。我自己出生在欧洲，我绝不愿意被置于看起来反对法国，甚至某种程度上反对欧洲的尴尬处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