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离奇的误解出现在俄国。斯大林时代，比较文学在那儿还是一个禁区，解冻之后，人们重新认识到比较文学的必要性，1960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正式重建这一学科的会议。俄国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出发解决了比较文学的所有问题，大会的发言者们认为，我们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是可怜的迷途羔羊，没有能找到真理之光。作为教堂山会议的组织者，弗里德里希在他们眼中是“首领”，刻意要把会议办成一个“政治事件”，因而遭到大量咒骂，显然是因为格莱布·施图弗在会上详尽地讲述了苏联的情况。他们也引用了我的论文，似乎觉得此文也可以作为反对一切西方研究的论争武器，不过，我也同样因两个罪名遭到了攻击，一是形式主义，一是世界主义。会议发表的所有论文都认为我从未了解文学的历史与社会内涵，我所推崇的只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我反对民族的文学史意味着我要取消民族文学，主张一种为美国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没有任何差异的超文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僵硬和教条我并不陌生，但我依然经常惊异地发现，他们对这个国家学术个性、机构和学术环境的无知，居然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譬如，他们竟然认为，在北卡罗来纳有一个比较文学机构，我在耶鲁与一帮人同谋，搞一些题目，协调各方面努力，目的是要策划一场“文化冷战”。围绕教堂山会议或在《比较文学》杂志偶然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对我更多的有意攻击。甚至一些事实也要遭到歪曲，我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由西格尔德·布克哈特翻译成德文，发表在西德一家研修德语语言文学的期刊上，但巴甫洛娃硬说这是最不祥的，好像这里有什么阴谋。[7]事实是，我个人当时并不认识西格尔德·布克哈特，他偶然看到我这篇文章，感到有必要翻译，我们之间各做各的事，跟他们去解释这些，实在是没有意思。

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与会者全是俄国人。三位俄国学者萨马林、诺伊波克耶娃、巴甫洛娃提交的论文讨论西方的比较文学，这三篇文章充斥着对我们正在做的一切的全面谴责。1962年10月，在布达佩斯又召开了一次东欧的比较文学大会，从西方去的与会者中有当时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施密特、巴黎索尔本大学伽列的继任者艾田伯和其他三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莫蒂埃、让·卢塞、乌瓦桑）。诺伊波克耶娃夫人重申了对我论文的攻击，说我要取消民族文学，把我和美国比较文学与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因为恩斯特·罗伯特·库提乌斯曾赞美过汤因比（可我却从来没有赞美过他）。幸运的是，与会者中有些人头脑要清楚得多，因此力图纠正俄国人的误解，譬如，艾田伯就明确地表示他与伽列和基亚的观点有距离，说我们并不都是汤因比的支持者。一位波兰女学者玛丽亚·简宁明确说我从来没有提出要“取消民族性”，也从未否决一切历史；一位东德教授韦尔纳·克劳斯严厉批评我们的《比较文学》杂志，称其刊登一些居心不良的坏文章，但却承认说美国比较文学对调和民族文学关系是具有责任感的。从那时以来，后来，匈牙利科学院出版了自己的一本文集《匈牙利文学：欧洲文学》，提交给1964年夏在弗莱堡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这本书收入了许多不以争论为目的的颇有价值的论文，其中，拉尧斯·尼罗的文章（“比较文学问题与文学理论”）送给我一顶大帽子，叫做“割裂内容与形式的形上学”，并说，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拒绝，对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混淆。其实在我所有的著述中，我都始终主张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都为历史进行辩护，尽力区分理论、历史与批评三者的关系。《文学理论》中有一章讨论“比较文学、总体文学和民族文学”，论述它们的区别。这真是另一个世界，同样的话，我们这里讲的是一个意思，到他们那里居然成了相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