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无数新题目和新问题。回头看已经过去的“二战”，我们今天已经有了更多出色的入门书、书目、辞典和文学史概述之类的书籍，如果有人还要为自己不了解某位作家、某些专名、某些问题的无知辩护，恐怕连借口都找不到了。想想从巴尔登斯伯格—弗利德里希岛到现代语言学会年会编纂的文献目录吧，仅现代语言学会1963年编的书目就提供了当年16089个条目，可谓应有尽有。再想想不断增加的精心策划的术语和人名辞典吧，我刚刚翻阅了阿列克斯·普莱明杰编著的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此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听说由赫尔德编著的，于1960—1961年在布赖斯高地区的弗莱堡出版的两卷本《世界文学百科词典》正在由弗莱希曼准备英文本。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正在计划出版一本法英《文学术语词典》，为此在波尔多与乌德勒支成立了编纂机构，还在乌德勒支与弗莱堡召开的大会上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作为其初稿。较早的《希普莱世界文学词典》（1943）尽管许多词条写得不好，还有由已故的荷瑞修·史密斯编著的《哥伦比亚现代文学词典》（1947）、印数很小但卷帙浩繁最终成为十二卷的《邦皮亚尼文学词典》（1946—1957），这些都为后人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材料来源。我们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史作了广泛的概览，这里有较早出版的、由奥斯卡·瓦尔策尔编辑的、不甚完善但总体上非常出色的《文学科学手册》，最近出版的三卷本《普莱阿德文学史》。

我看了这些工具书中的一部分，十分清楚它们的错讹、脱误以及结构上的不平衡。例如，《普莱阿德文学史》的第二卷“西方文学”中由盖坦·皮松撰写的讨论西方文学主要思潮的一些章节十分精彩，但其中在讨论到具体国别文学史时也有一些粗糙随意的文字。德国文学史的概述就很差，捷克文学史只由一个作者西里尔·韦尔茨科夫斯基撰写，他似乎不懂捷克文，因此将许多人名和内容都搞错了。他说1620年与18世纪后30年间没有任何捷克文学作品问世、雅罗斯拉夫·维赫利茨基是犹太人、阿罗瓦·吉拉塞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捷克政府总统，全是胡说八道。但是，这类集体著述不论有多少毛病，毕竟让我们有可能从国际的高度了解世界文学的总体风貌。它们提出，欧洲一些较小民族的文学、东方广阔的文学世界召唤我们去探索、去研究。艾田伯在他那本小册子《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提出改变比较文学的方向，他可能太乐观了。他要求我们全都学中文、孟加拉文或阿拉伯文。他低估了我们的惰性和我们要掌握东方语言将会遇到的障碍，然而，他提出比较诗学和真正研究世界文学的要求，从原则上说，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仅是从这些角度来规范我们的研究，即从多种多样大量新发现的文献出发来进行比较研究，或深入尚未得到探索的不同民族文学关系来进行研究，显然是错误的。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向内的路，“深入内部的路”，即对伟大艺术品更完满、更深刻的理解。在这方面，近几十年也为我们积累了大量新工具。大量分析诗歌声音、格律、措辞、文体的方法，分析小说技巧、隐喻、象征的方法获得进一步完善。我们大家都可以从心理学、哲学、艺术史、社会学等许多相邻学科学习新的观念与方法。像埃里希·奥尔巴赫、列奥·施皮策、马塞尔·雷蒙、埃米尔·施泰格和克林斯·布鲁克斯等文学分析的大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法，在我看来，这些方法在文学研究中依然是十分重要的。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对我们大有裨益，只有在我们对它们作深入的专业研究之后，它们的价值才能进一步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