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在拓展与集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作为艺术的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中的文学研究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在西方世界中，研究的方法与理念是多种多样的，多得让人莫知所从。巴别塔的意象总是不断侵入我们的世界，但我并不相信，文学研究走上枯竭之路的预言或者我们必须沉默的告诫有什么道理。我也不能同意来自东方的批评，譬如罗伯特·魏曼的《新批评与资产阶级文学科学的发展》说，西方文学研究已经陷入灾难与堕落的绝境，这类批评是极不公正的。从我38年文学研究的经验出发，我希望自己能十分冷静地说，美国的文学研究已经走过漫长的道路，摆脱了唯事实主义、沉闷乏味的复古主义、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地方主义，走向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大道，清醒地意识到周围的世界和我们内心更大的需求。倘若我们不怀疑“进步”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个进步不仅表现在数量和范围上，也表现在质量上，即我们的研究更加精致、更加微妙、更加深入。在我们的变革中，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结晶化的学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必须从组织的角度看到比较文学的重要性，必须强调我们在共同事业中各种不同的学会、期刊、通讯、学术会议（像本次这样的）所起的作用和价值。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这类机构的功能，不能对大学中比较文学的系科、专业之类的设置期许太多。从长远来看，在书案和文本前甘于寂寞、孜孜不倦地苦读与研究的男女们也许是最重要的。然而，我又觉得，学者们聚集交流、团结协作却是提高士气的巨大推动力。这样的学术研讨会能够鼓舞我们、激励我们，正如我对本次会议所期待的，“明天能够”将我们送入“清新的森林和青翠的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