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我读《宋家客厅》如遇故人，倍感亲切，也就理所当然。此书各章最初以《宋淇传奇》的总题在《南方都市报》上连载，由宋以朗先生口述，陈晓勤小姐采访、整理，共42期，那时我就按期阅读，从不脱期。现在经过修订补充，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之后，又在内地结集出书，我认认真真重读一遍，仍然兴味盎然。

《宋家客厅》从以朗兄的视角展开论述，以宋淇夫妇为中心，一方面上溯宋春舫，另一方面旁及钱、傅、吴、张四位，从父子两代和宋淇文坛交游的角度为这六位前辈作家立一“外传”。六位的“外传”或详略不同，或各有侧重，但都贯彻作者自己所设定的三个写作原则：一、根据作者的回忆，包括其父亲和亲戚所告知的家庭故事，二、已经刊行的文献资料的运用和订误，三、大量引证未刊的六位作家的手稿和书信等。而娓娓道来的生动笔触，更使全书平添一层阅读的愉悦。因此，在我看来，此书可称关于这六位前辈作家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信史”，同时也是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文字交、文人情的真实记录。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社团林立，流派众多，错综复杂，更有特立独行、卓然自成一家者的出现，使其呈现了更为丰富多采的面相。《宋家客厅》所写的六位作家，除了宋春舫“五四”时期就有文名，其余各位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于中国文坛。他们都属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饱学之士，各自在小说、新诗创作或学术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有意思的是，钱、傅、吴三位从40年代起，张爱玲从50年代起，都与宋淇惺惺相惜，往还颇深。他们与宋淇无论指点文学、切磋学问，还是感叹人生际遇，处理生活琐事，都是无话不谈。书中大量引用的吴兴华40—50年代初与宋淇的通信、傅雷50—6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张爱玲50—90年代与宋淇夫妇的通信、钱锺书8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钱锺书对宋淇的器重，傅雷与宋淇的投契，吴兴华与宋淇“情好过于朋友”，张爱玲对宋淇、邝文美夫妇的高度信任，在书中也都有具体而真切的记述。书中许许多多鲜活生动、幽默风趣的细节，仿佛把我们带回到已经远去的那个年代，在现场聆听他们畅谈文学，臧否人物。而作者“想将一群上海文人（张爱玲、宋淇夫妇、傅雷夫妇、钱锺书夫妇等）在不同时间（抗战、战后、解放、‘文革’、改革开放）不同城市（上海、香港）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的写作意图也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书中详述宋淇与傅雷、钱锺书、吴兴华的深厚情谊和文字往还，既足具史料价值，也十分感人。或许还可略做一些补充。1945年10月，傅雷与周煦良合作主编《新语》半月刊，“为综合性杂志，约马（叙伦）老、夏丏（尊）老等写文。以取稿条件过严，稿源成问题，出八期即停”。（《傅雷自述》，1957年7月作）但是，这个杂志得到了宋淇、钱锺书的全力支持，创刊号就发表了宋淇的《枕上偶得》七则，第3期上又发表了宋淇的《细沙》五则，第4、5期发表了钱锺书的《小说识小》（一、二），等等。不仅如此，1945年12月《新语》第5期破例刊出一组吴兴华的新诗，也与宋淇有关。周煦良在同期发表的《介绍吴兴华的诗》中说得很清楚：“我最初读到吴兴华先生的诗，是在八年前的《新诗》月刊上；……《新诗》自‘八一三’事变起停刊。等到三年后我兜个大圈子回沪，会见燕大的张芝联宋悌芬二君，从他们那里再度读到吴兴华的诗时，才知道中国诗坛已出现一颗新星。……《新语》因为是综合性刊物，本不适合介绍他的诗，但据最近消息，吴兴华在北平已染了肺病，这使我们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而在我能从容分析自己的感觉以前，大家一致决定将他的作品公诸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