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种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通信数以百计。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们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信中便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以令我们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的理解。

以上几类资料无疑各有局限，但我也不得不用作本书的依据。有些事，如果我手头刚好有详细资料，我可以多说一点；如果我所知有限，我就没有什么可说。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觉得张爱玲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因为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跟她有关。实情不一定如此，只是张爱玲恰巧留下了大批书信，资料最多，所以篇幅便最多了。举个反例，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了十多年，这段日子不能说不重要，可惜我所知有限，也只能轻描淡写地带过。

另外，《南方都市报》刊出文章时，因版面所限而删减了部分内容，现在已逐一补入；我也稍为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如讨论《相见欢》的那篇和结语中的那个故事。原来有些较口语化的句子，我在书中也做了修订，力求风格一致。

但愿以上所述能解释明白这部书的来龙去脉。

本书得以出版，实有赖《南方都市报》协助，特别是记者陈晓勤，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