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父亲所写的简历，在1936年或1937年，我祖父毅然决定接受重大的切除肋骨手术，希望可将病肺压缩。“然当时此种手术成功机会仅为百分之五十，对患有多年痼疾之病人，尤为不宜，然对多年来一直为病所困之伏枥老马，具有此种想法实未可厚非。” 我祖父之所以冒险做手术，是因为他想专心写《欧洲戏剧史》。可惜他手术后身体太弱，自知时日无多，更不顾一切地工作，拼命整理写书的材料。结果他在1938年倒下了，这回他再也没起来。

在祖父的最后几年里，他又搬回北京。据我父亲的说法，祖父把褐木庐七千余册藏书中的外文戏剧书都带回北大的一间房子。他以为自己会住一段时间，便在北大里面又盖了一栋房子。

祖父在 1938年逝世后，青岛日军的宪兵队曾派人前往调查藏书，不得要领而去，正是因为大批外文书已运到北京了。但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定居，条件并不允许他把几千本书运到上海，即使运来也无处安放。况且，尽管我父亲能读法文，但大概对这些古典法文话剧也没有很大的兴趣。这批书最后去了哪里呢？

我父亲有个表兄叫温之章，常常帮宋家打理事务。他称呼我祖父为“代父”。他比我父亲大，现在应该九十多岁了。他给我父亲写过一封信，大意是说，祖父生前在北京有过协议，将来会把这批书全部捐出。根据一些说法，这批书最后是捐给了当时的燕京大学。

在我叔父宋希给姑丈的信中，我又找到褐木庐其他藏书的去向。原来在上海解放后，我祖母已慎重考虑如何处置那些书。当时曾有私人图书馆登门接洽，但家人认为，只有国家机构才能妥善保存那么大批的书，实非私人力所能及，故祖母即去信提议将全批藏书捐献给人民政府。当局的批示说：“可捐献三对象为：北京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国立剧专，由遗族决定。”由于我祖父在世时与北京图书馆曾有口头承诺，我们家便秉承他的遗志，将余下的书都捐给北京图书馆了。

“文革”时，这批藏书有部分被人从图书馆运出，下落不明。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有人在北京琉璃厂等旧书市场发现了祖父的部分藏书，书上贴有褐木庐的藏书票。这消息传开后，藏书家如上海陈子善、台北吴兴文、香港黄俊东等便纷纷到北京搜购。这批书我现在家中也有两本，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从北京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