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认为写作戏剧的技巧复杂而奥妙，就向毛姆讨教写剧本的秘方。毛姆回答：“只有两个：一要有丰富的常识，二要言归正传。”祖父有点惊愕地问：“难道只要做到这两点就可以写剧本了吗？”毛姆答：“此外你还需要一种诀窍，并不难，就像打弹子的诀窍一样。”我父亲注解以上一幕，说毛姆为当时最成功的职业剧作家，他来中国时可以说是舞台的天之骄子，故祖父向他请教也很顺理成章；然而这些“诀窍”是一个深知此中甘苦的过来人的经验，对实践经验不足的祖父而言，恐怕一时无从领会。

祖父又接下去问：“为什么美国的大学都在开戏剧技巧的课程呢？”毛姆回答得很巧妙：“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听说哈佛大学还特地设立一个讲座，教老太婆如何吃鸡蛋呢。”祖父对这种带有幽默的讽刺一时未能领略，只好说：“我实在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毛姆又说道：“你如果不会写剧本，没有人可以教你；你如果会写，那就容易得像从树上掉下来一样。”毛姆在书中如此描写祖父听到此话的神态：“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非常困惑的表情。”祖父又进一步问：“如果写一个剧本如此容易，那么剧作者写一个剧本为什么要那么长久？”毛姆认为不然：“写剧本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维加（Lope de Vega）和莎士比亚以及数以百计的剧作家都是写得多而且快的。”然后他们便继续探讨易卜生以及戏剧的前途。

我父亲在《毛姆与我的父亲》中写道，尽管毛姆对宋春舫挖苦得很厉害，但就《在中国屏风上》整本书而言，这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因为他对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欧美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不加以揶揄和挞伐的。父亲又指出，书中唯一得到他青睐的人物是辜鸿铭，并称之为哲学家，但中国很少有人会同意这样一个尊称。由此可见毛姆的偏见，他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有限。

最后，我父亲在文章结尾处这样分析两人的异同：“（毛姆）这篇文章虽然只是肤浅的速写，却提供了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毛姆在谈论到我父亲和辜鸿铭时，无形中反映了一部分西方高级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是神秘的，可爱的，应该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美德，不应该盲目地去追随和学习近代欧美各国的科学成就和机械文明。他们认为中国仍在闭关自守。他们完全忽视了世界潮流的趋向和中国本身对现代化的迫切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一部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人士是相同的。而我父亲呢，却多少代表了‘五四’以来的欧美留学生，希望把他们留学的心得应用到社会上去，不管是科学也好，文学也好，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以我父亲而言，他在生前曾大量介绍过欧美戏剧（他先后出版了《宋春舫论剧》五集）和写过几个不能上演的剧本，但对社会并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在抗战前，他亲眼见到舞台剧有了相当可观的进展，但舞台剧始终没有成为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