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还有其他赚大钱的门路。抗战结束后，国内物资匮乏，只能依靠进口。外国并不承认我们的纸币，只能用真金白银购买，长此下去很伤国家元气，所以只能控制进口，特别是对“大手笔”交易严格控制。例如汽车，国家对汽车的进口实行严格配额，每年只能进口一百台汽车，但中国有很多有钱人，他们会想方设法弄一台来。这一百台车如何分配呢？谁可以控制进口数量呢？答案就是海关。尽管海关负责人有决定权，但他们不方便出面做黑市买卖，于是我父亲便充当经纪，收取金条作为佣金。我父亲就是做这样的一门生意，才使得宋家有段时间每月都能换一台新车。他这份工作应该赚到了很多钱，否则后来离开上海时，怎可能连餐桌与一辆美国大房车都搬来香港呢？这餐桌直到今天我还在用。

父亲观察解放区的状况后，对前景有点担心，便决定来香港定居。1949年4月，我在上海出生，几星期后我们举家南迁。5月，上海解放。父亲选择离开有两个原因：一是正如杨绛先生后来回忆所说，我父亲告诉她和钱锺书，他体弱多病，不能不常服西药，所以只好留在香港 （参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二个原因，我相信更加重要，因为是父亲自己跟我说的——我们家是大地主，祖父宋春舫在杭州有春润庐，在上海有整条街那么多的房子，为免政治清算，不得不逃跑。

终其一生，我父亲的政治立场都很简单，就是既不喜欢国民党，也不喜欢共产党。不喜欢共产党，是因为看到两位好朋友傅雷、吴兴华的悲惨下场。“文革”时，他尽量保持低调，绝不发表什么政论，究其原因，就是为免连累国内的好友和亲属（包括曾祖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