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4日，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女佣出发，从上海来香港。女佣抱着两岁的姐姐，母亲抱着我，父亲则负责提行李（包括我用的尿布）。入境时，香港海关要求检查行李，说可以带钱过关，甚至可以把汽车运过来，唯独不能带黄金。可能他们怕大量黄金涌进香港，影响金价，令本地黄金贬值。我们当时带了些金器，是姐姐满月时祖母送的长命锁。这批金器被海关没收，发还了一张收据，上面写着：如有不满，可到法庭上诉。

后来父亲真的到法庭上诉。审理这类案件的不是法官，而是裁判官（裁判法院是香港最初级的刑事法院，而法官则审理更大的案件）。父亲在庭上等候时，发现裁判官的工作挺无趣，审理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例如闯红灯、黄包车牌照过期等等，用英文问一两句“服不服”，由翻译员传达，当事人用中文认罪交罚款即可了事。裁判官是英国人，未必听得懂中文，所以没法跟中国人交流。轮到我父亲时，他用英文问我父亲：“是否同意判决？”虽然旁边有翻译员，但我父亲直接用流利英文回答：“不同意。”这位裁判官见终于有人用英语跟他对话，立刻精神一振，大感兴趣。我父亲向他解释，海关的原意是防止走私金器，但他这次被没收的，是我祖母在姐姐满月时送她的中国传统礼物，是纪念品，不是走私货，所以海关的做法极不妥当。裁判官很同意这说法，立即发还金饰，那长命锁也一直在家里保存至今。

抵港后，我们一开始住在半山宝云道。那时我年纪小，完全没有印象。现在家里有一张照片，可看到当时情景：我和姐姐、表姐站在父亲的美国大房车前合照，后面是我们的独立房子。拍照时我才两岁，据说我当时中气十足，哭声震天，更可以不停地哭，所以左邻右里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

有资料说，父亲于1949至1951年间，在北角堡垒街拥有一间酒店。我没有听他说过这件事。但他在国内做生意，赚了不少钱，而且他既然有本事把上海老家的餐桌与美国大房车都运过来，想必十分富有，能买下一整间酒店自然也不足为奇。

可是到香港后不久，我们的财产便化为乌有。为什么呢？原来，父亲把从上海带来香港的积蓄存进了同乡开的四海银行，但这同乡竟亏空公款，逃之夭夭；当时又没有存户保险，结果父亲一生的积蓄，就这样付诸流水。幸好他生性豁达，顺境逆境都可以继续生活。1951年，我父亲开始在香港找工作,不久他便在美国新闻处找到工作，负责文学翻译，后来又进入了电影圈。我们家不是一直都那么富有，反而经历过多番大起大落，也许正是这样，父亲才会逼不得已涉足多个领域，成为多才多艺的“通人”。

钱没有了，没办法再租半山的大房子，一家人就搬到北角继园台。那是一栋两层的房子，我们一家九口人住二楼，楼下则住着一家姓黄的。

从1953年的购物证上，可以知道我们家的九个人是谁：父亲宋淇（当时又叫宋之淇）、母亲邝文美、叔父宋希、表姐叶纹（后来移民美国）、姐姐宋元琳、我，以及三个工人陆春莉、李登月和袁根珠。我姐姐叫宋元琳，而我当时叫宋元琅，用上海话说就是“呤呤啷啷”。香港有一个地方叫元朗，父亲怕人家误会我在元朗长大，便把我的名字改为“以朗”。为什么香港会有购物证？当年上海有商人囤积物品，哄抬物价，蒋介石就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而香港也有商人把米囤积起来。港府要制止这种情况，便决定根据每家每户的人数派发购物证，米价和可买入的分量都是有规定的。我们就是凭着这张购物证，到北角书局街16号的“广兴”粮店买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