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从1968年又开始抖擞精神写作，相信是中文大学的工作不算太忙，他得以恢复心力。1971年，他开始筹办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中心。当时香港市场需要大量合资格的翻译人员，中文大学便开办翻译文凭课程。1973年，父亲在翻译中心办了一份学术期刊《译丛》（Renditions），刊登古代和现代中国文学的英译，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体裁，亦有张爱玲专题，译者以外国人为主。1997年，我与姐姐为纪念父亲对翻译事业的贡献，捐出港币一百万元，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成立了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译丛》一直刊行至今。

关于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日子，我自己所知不多，但这里不妨引述两段别人的回忆，大致能反映父亲的行事作风。金圣华在《爱美的赤子—怀念永远的乔志高》里面说：“当年，在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工作的有三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即宋淇、蔡思果及高克毅（即乔志高）。一群年轻的女同事促狭地把这译坛三宝称为‘三老’，并且各冠以绰号曰：‘宋老板、蔡老师、高老头’。大概因为宋淇不苟言笑，像位老板；思果循循善诱，像位老师；至于乔志高呢？因为傅雷早有名译《高老头》在先，就让人沿用其名，变成不老的‘老头’了。”

郑树森在《宋淇与张爱玲》中则回忆：“宋淇先生见知于李卓敏校长，极受重用，因此有些同事对宋先生一言一行都非常关注。李校长的中文演讲稿都由宋先生代笔，有时宋先生找我一起去听李校长演讲，告诉我那是他的杰作。他是校长的特别助理，但他不是教员，又不在体制之内，不需要向任何单位负责，只需要向校长交代，因此校内很多人对宋先生非常忌惮。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经常说自己割了一边肺，还强调他所服用的所有药物，由抗生素到胃药，都需要是最先进、刚在美国研发不久的，给我们感觉他弱不禁风，但抱病坚持。事实上他管的事情非常多，编辑相当小心和仔细，能看出他事无大小都关注的作风。”在文中郑树森又说：“我只觉得宋先生十分神秘，跟他平日对中大很多校务欲言又止的作风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