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爆发，香港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在1967年也发生暴动。当时香港出现劳资纠纷，左派工人认为政府偏袒资方，乃发起游行示威，高喊“我们必胜，港英必败”“打倒白皮猪、黄皮狗”等口号，继而扔石头、玻璃瓶、炮仗、汽油弹等。有一段时间街上出现炸弹，有真有假，通常贴上“同胞勿近”等标语。记得有一天上学，我在嘉道理道看见地上有一个纸袋，也写着“同胞勿近”，只好绕到对面街继续走，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我父母非常担心，开始考虑送我和姐姐出国。1968年1月，我中五6还未读完，就被送到澳洲悉尼一所天主教寄宿中学。选择澳洲，是因为父亲在那里有三个朋友：其一是电懋同事秦羽的弟弟，其二是徐诚斌主教的梵蒂冈同学，其三是父亲的朋友柳存仁。柳存仁并不在悉尼，他是首都堪培拉澳洲国立大学的教授。

柳存仁的原名叫柳雨生，生于1917年，卒于2009年。柳存仁是北京大学学生，我父亲是燕京大学学生，两人在北京未必认识，但两人其后都在上海光华大学就读，应当是相识于上海。抗战胜利后，柳雨生被批为“汉奸文人”，但他好像没做什么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只是用了日本人的钱去办杂志罢了。柳雨生随后改名柳存仁，并移民澳洲，出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我父亲从来没有向我提过柳雨生其人其事，只跟我说柳存仁是他的好朋友。我知道柳存仁和我父亲的关系确实很好，他每次经过香港都会来我家。柳存仁很细心，我父亲过世后，他还会寄一些东西给我母亲，例如首日封，目前这些首日封还放在家里。

我和姐姐出国后，父亲在家专心养病。身体好些后，父亲申请香港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专攻《红楼梦》研究，但被拒绝。他那时写的文章大多与《红楼梦》相关，不少红学论文都研究些很细微的事情，如丫鬟的命名、黛玉房间的对联等。当时如果他成功申请到研究奖学金，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位红学权威。张爱玲曾写信安慰父亲说：“你拿不到奖学金很可惜，你是研究《红楼梦》好人选。”我父亲回复说：“没办法，想做的东西做不到，所以变成这样。”

之后我父亲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当李卓敏校长的特别助理，那是1968年。李校长自己早有秘书处理日常事务，我父亲呢，就是帮他处理特别事务，例如为校长写演讲稿之类。再举一例，建校五十周年时出版纪念册，校长要写一篇校史，但他没时间写，就托父亲写。本来有才华的人不可能帮人写演讲稿、书序，然而父亲有本领又不想抛头露面那么辛苦，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学校里有员工宿舍，所以我父母那时住在校园，嘉道理道的房子则放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