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书店和月刊对少数知识分子有吸引力，究竟非生财之道。以后几年，志摩唯有在上海的大学任教，大概以光华大学为主，其它各校则兼点课程，而上海各大学以私立居多，薪水远不如国立大学，奔波为苦。1929年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授，时张歆海、韩湘眉夫妇均在中大，徐往常往返京沪两地，在京时即住他们家中。1930年光华闹风潮，学生罢课，胡适以志摩如此，终非了局，遂邀他北上，协助他佐理北大校务。胡上任不久，徐可助其一臂之力，在薪津方面，对徐亦可略加挹注。

至于说陆小曼挥霍，则要看从什么角度。她一向过的是优雅的生活，往来都是艺文界人士，现在佳人配了才子，照理应如神仙中人。谁知婚后不久，即逼她为开门七件事发愁，为了省几个钱不停搬家，没有家庭生活可言。老实说，徐志摩教书和兼课赚来的微薪叫她挥霍也无从挥霍起。婚后生活从未安定过，加以体质素弱，就此生起病来，志摩当然知道和体恤，但无能为力。陆并不是病美人，否则也不是“北陆”了，至少要比林徽音强得多。在此期间，据说她染上了嗜好。三十年代上海租界公开吸烟，小康之家都有雅片烟榻之设。陆小曼如有病痛，亲友劝她呼一筒一试，果然能止痛，因此染上这习惯也在情理之中。胡适邀徐北上恐怕主因在使志摩不必每日面对令他不愉快的场面。徐去后即住胡家中以节省开支，月底领到薪水后即搭飞机将钱送到上海交陆小曼济急。那时中国航空公司方成立不久，乘客不多，每班航机必有空位，有时从有关方面取得免费机票并不太难。从上海到南京他都乘过飞机。至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志摩更设法争取机票以节省时间。

1931年11月18日徐自上海乘早车到南京，阅报知北京方戒严，幸离沪时找到友人去年所赠免费机票，遂寓友人何竞武家，因离机场近，可于翌晨（19日）飞北京。这班飞机装的都是邮件，乘客仅志摩一人，于十时二十分在济南附近忽遇大雾，撞山而死，机全毁。志摩回北京是为了回北大授课，未闻是为了听林徽音的演讲，否则韩湘眉（前一晚在南京还同徐志摩通电话）和林徽音的悼文中应该提起此点。至于陆小曼在徐死后身心当然大受打击，后来和翁瑞午同居，翁善推拿，常为陆小曼医风湿痛，而翁是瘾君子，陆更无法自拔。上海沦陷期间，小报上报导，有人见到陆小曼，云她牙齿有病，美人迟暮，非复当年。胜利后，陆戒烟并恢复健康，大概从事丹青，没有什么大作为，共产党来后想即在人海中消失。

徐之识陆，正值太戈尔来华前（据年谱，但未有月份日期），可以说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无奈二人都是再婚，家庭和社会都不见谅，打的是一场必输的仗。家用拮据，有些国立大学还杯葛徐志摩任教，友人们都是文人艺术家，只能相濡以沫，而徐也未必肯接受施舍，尽管仗义友人不少，二人仍终于走上穷途末路。这可以说是五四以来文艺界最著名的爱情悲剧。

平心而论，徐志摩一如雪莱，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理想主义者，在年轻谈恋爱时，死于非命，为文坛留下一段传奇，使人怀念，可能比做个循规蹈矩的住家男人要可怜，但辉煌得多。（“Poor Splendid Wings”—诗人传记的书名。）

我父亲的信就这样结束了。

我的友人把这封信还给我时，告诉我一个关于这封信的“秘密”：我父亲信中所讲的事，其实不必世交也可知道，因为绝大部分资料都能够在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1949年初版）中找到，而年谱没收入的某些轶闻，就未必是事实了。他又指出，我父亲写这封信时，绝大部分的资料都是依据《徐志摩年谱》的，并非来自他一开始所说的“世交”关系；尽管他真的见过徐志摩等人，其实也跟这封信的内容没有丝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