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举例说明，我父亲说徐志摩1915年二十岁时跟张幼仪完婚，死时年仅三十六，但徐志摩生于1897年1月15日，1915年照现代人计法只是十八岁，即使加上虚岁也不过十九，为什么说“二十岁”呢？卒年亦然。那是因为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记徐的生年为“一八九六（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生”，陈从周忘记了徐生于丙申年十二月十三日，按阳历已经是1897年，不是1896年了。我父亲计算徐志摩的岁数跟一般计法不同，却跟《徐志摩年谱》完全吻合，加上他引用的资料几乎全部见于年谱，已经足以证明《徐志摩年谱》就是他的主要资料来源了。

我父亲的信中有资料与事实不符吗？友人说有，就是“据可靠传说，梁因林之故遇车祸意外，故不良于行，如此则林更无他向之可能”此句。的确是有这传说，但事实是，梁思成是1923年前往参加“五七国耻”游行时被财政部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的，跟林徽音无关。

然则我父亲对徐志摩生平的了解，就全靠那部《徐志摩年谱》吗？他的确没有因为我祖父的关系而获得什么独家资料吗？友人澄清说不，我父亲并不是完全认同《徐志摩年谱》的，在某一个关键处，我父亲有他自己的看法。陈从周在1922年有一条案语：“从周再案：是年林徽音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音倾到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但我父亲在信中却凭常理推断，徐、林恋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显然不同意陈从周的说法。然而我父亲做此判断，并非根据内幕消息，而是按照常识，的确不算“独家”，也不能说他的意见就是事实。

既然没有什么惊天内幕，我为什么还要煞有介事地将它说出来呢？还要压轴登场？因为我想到，父亲当年这封关于徐志摩的“密函”，其实就是现在这部书的缩影了—结语用上这封信的故事，意义就在于此。父亲因为祖父的关系，也许年少时真的见过不少近代中国文化界名人，但他印象不深；几十年后你如果问他那些上一辈名人的事，他根本没有什么第一手资料可说，只能自己花功夫查阅文献，再谨慎地陈述资料和对某些问题下判断。

我因为父母的关系，也见过张爱玲等名人，同样印象不深，所知有限。要谈上一辈的事，我也只能像我父亲般孜孜不倦地查书、读信，偶尔也做一些有根据的推测。仅此而已。若纯粹讲自己的个人印象，不要说写一本书，恐怕连写一百字也有困难。钱锺书的女儿来过我家，但这代表我认识钱锺书夫妇吗？事实上，我连我祖父和外祖父也赶不上见面。所以要用一句话概括整部书，最好就是蒙田的名言：“Que sais-je·”（我知道什么？）

最后，我想简单比较一下我祖父、父亲和我这三代的同异，作为这部书的总结，读者亦可从中窥见时代社会的变幻。

我祖父懂七国语言，专研西洋戏剧，在欧洲买了几千部书回来，建成藏书馆褐木庐。我父亲则主要从事文化界工作，办杂志，搞电影，写文学批评，也研究《红楼梦》和翻译作品，退休后又炒股票，所以傅雷说他是“dilettante”（懂很多，但没一样精）—其实他要养活全家，不得不多方面发展。

至于我，很多方面都跟他们大异其趣。我的专业是应用数学和统计学，工作包括电脑编程和媒体调查，也曾替美国执法机构做翻译。业余搞过几个网站，例如“东南西北”。近几年则忙于整理张爱玲的遗作。如果我开一个脸书户口，将会结集到大群五湖四海的有趣“朋友”，而他们也许很难相信，彼此认识的竟然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