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该使节抵达目的地时，应该向驻在同一都城的中国代表报告，并由中国代表引荐给该国的外交部。

（2）该使节选择参加的社交场合，必须由当地中国代表随同前往。

（3）一切重大问题的处理，朝鲜使节必须和中国代表协商。

朝鲜政府显然不能接受这些条件。谈判持续了将近两年，没有达成一致，而与此同时，德尼对袁世凯从中作梗大为愤怒。于是，他们之间有了另一道裂痕。在这件事情上，国务院没有给予德尼充分的支持，因此到头来他只得走人。他于1888年离开岗位，立刻出版了一本书，即《中国与朝鲜》（China and Korea），他在书中指责袁世凯是“走私贩、阴谋家和外交歹徒”。23是为德尼法官的绝笔之作。

1889年，又有一个罢免袁世凯的企图，但又一次未能成功。袁世凯在其十年的任期（1885—1895年）中，辛勤而果决地工作，将朝鲜保持在中国的影响范围之内。他有时玩得过火了，为自己树了敌人，招致了不利的批评，但在总体上，李鸿章有理由对他的效力感到满意，对他进行了两次提拔。在这十年当中，他只休过两次短假，一次是在1886年初，另一次是从1891年9月至1892年5月，他回家参加母亲的葬礼。在这两次休假期间，他的助手唐绍仪代理了他的工作。

除了执行中国的政治策略以外，袁世凯还为中国扩大在朝鲜的经济影响发挥了作用。在这方面，他通过三个创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首先，他引进了一项电报服务，与釜山和长崎之前的海底电缆竞争。这个项目始于1885年，于1888年完成，这是朝鲜与外部世界的唯一陆上通信，其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在袁世凯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它后来却困扰了中朝关系，因为在这个十年的末期，朝鲜企图接管这条线路的控制权，用自己的经营者来取代中国人。第二，袁世凯致力于扩展中朝贸易，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安排在朝鲜的中国商人向李鸿章呈递请愿书，请求中国轮船招商公司派出一两艘货船，在烟台或上海与仁川之间提供班轮服务。截至当时，中国商人都只能雇用日本船只，并且付费极高。于是袁世凯和中国商人们提议开驶两月一班的定期航线，愿意每年支付一万二千日元。轮船招商公司当时处于盛宣怀的控制之下，此人不喜欢这个提议，因为所出的价格还不够填补开支费用。借助李鸿章的介入，袁世凯与盛宣怀之间最终达成了协议，因为李鸿章许诺另外提供每年一万二千日元的补贴。这条航线于1888年开始运行，取得了小小的成功。顺便说一句，这是袁世凯第一次直接接触盛宣怀，但这次交道并无好处。第三，袁世凯通过汉城的广东商行同顺泰，为朝鲜政府安排了两笔借款，每笔十万两银子，使之能够支付购买一艘德国轮船的款子，这艘船他们原本是向一家德国商号贷款购买的。

在朝鲜的贸易和金融事务中，中国这十年中的主要对手是日本，但1884年的挫折使日本在朝鲜的政治生活中趋于安静。日本的银行开设于釜山及其他朝鲜贸易港，日本的棉织品出口到朝鲜，交换稻谷、大豆与黄金。其中最后一项是尤为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日本采用金本位。稻谷也有助于解决日本长期的粮食短缺。1889年，朝鲜谷物歉收，政府禁止粮食出口，这招致了日本人的强烈抗议。作为朝鲜商品的买家，日本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

仁川、元山与釜山进口的中国与日本商品（按美元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