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日本一国就买下了朝鲜出口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五。日本还为朝鲜政府承担铸币工作，并借钱给朝鲜政府。日本常住朝鲜的人口数，在1892年达到了一万人。这种经济优势逐渐受到中国的挑战，后者对朝鲜的输出从1886年至1892年节节增长。日本很难对这种发展熟视无睹。当这个十年接近尾声时，日本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割裂朝鲜与中国的机会。机会到来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之后李鸿章所做的预言到来了。

两个事件让远东着火了。1894年4月初，1884年政变的领袖金玉均抵达上海，同来的有洪英植的儿子。洪英植是政变后陪伴国王到达中国兵营并当即被处死的那个邮政总办。他的儿子痛恨其他亲日派领导人将他父亲弃之不管，打算采取报复行动。他首先赢得了金玉均的信任，然后和他一起从日本旅行到上海，短暂停留之后，他将金玉均射杀在旅馆里。上海当局遵照李鸿章的指令办事，逮捕了凶手，将他和被害者的尸体送回汉城。国王立刻给了他一个政府中的高位，而那具尸体则被公开示众，然后于4月10日夜间分尸。这违背了李鸿章、袁世凯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N. R. O’Conor）的意思。大约同时，东京发生了一起针对朴泳孝的刺杀未遂案，朴是1884年危机期间的另一著名领导人。后来，那个朝鲜刺客向日本当局招供，声称他是按照国王的命令行事。在随后的议会讨论中，这两次刺杀都被视为针对日本的敌对行为，议员们敦促政府采取行动。然而，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 拒绝仓促行事。他们仍然遵守自己的时间表，而朝日关系已经恶化了。

另一个事件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东学党起义。东学党是一个宗教组织，成立于1860年，或那一年前后。其教义是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大杂烩，因此其名为“东学”，表现出与西学即罗马天主教的强烈对立。1864年以后，该党经历一次巨变，开始指导其追随者们开展反对苛捐杂税、政府腐败和外国入侵的活动。他们在1892年和1893年两度请愿，表达了该党的观点，但政府没有理睬。该党继续做大。1893年的饥荒驱使很多饥饿的民众成为其信徒，于是爆发了一场短命的起义。1894年，南方对民众的横征暴敛使东学党的诉求有了更大的力量，于是又爆发了一场起义。这一次，造反者越来越强，直到局势完全失控。朝鲜的新军在与造反者的作战中一败涂地，国王转而向中国求助。

1885年的中日条约规定，如果签署国的任一方要向朝鲜派兵，必须通知另一方。朝鲜的请求是在5月底提出的，到了6月2日，日本公使馆的一名译员拜访袁世凯，表达了日本对其在朝鲜的贸易和侨民安全的担忧。他询问中国为何尚未派兵平息这场造反，然后说：“如果中国派兵，日本别无企图。”第二天，日本临时代办杉村向袁世凯重复了这个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