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没挂牌的研究小组

1967年春，我鬼使神差地成了C市某群众组织的一员理论干将，人们把这种角色称为“笔杆子”。那时，造反派的“内战”迅速爆发。我和本派的人一样，认为对立派处处和中央的指示唱对台戏，用危言耸听的语言分析形势，以哗众取宠的口号争取群众。我引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论点和论据，攻击对方搞山头主义、风头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我的文章引起本派的一片叫好声，总部也十分重视，表扬之余指示要“继续占领理论阵地”。

“文革”中涌现出一大批敢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豪的青年学生，实在不值得奇怪。“文革”前的教育使他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使他们有充足的语言技巧训练。1963年起中共为与苏共论战而发表的“九评”，被许多学生反复吟诵，烂熟于胸。那大气凛然的口气、恰到好处的引证经典、咄咄逼人的反诘和尖刻的挖苦，学生们已经在作文和批判会发言中演练多时了。比如描述形势时总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管论敌是否日子混不下去，都要送他一个“向隅而泣”。这一类语言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直到1994年我在海南，一个朋友——他是某公司经理，在职的经济学博士——给法院的诉状中还在使用“是可忍，孰不可忍”“拭目以待”之类套语。

1967年夏季爆发了大规模武斗，我愈来愈感到困惑：“文化大革命”怎么变成了“武化大革命”了呢？我和几位新交的朋友开始坐下来研究形势。他们是总部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机关报的编辑，因此收集全国各地运动形势的资料比较方便。我们有计划地阅读理论和历史书籍，不时聚在一起交流讨论。我们特别重视各地群众组织派性斗争呈现出来的规律性。这种关注，使我现在对于“文革”的研究都获益匪浅。探讨到一定程度，我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观点，与热衷于打派仗的总部头头发生分歧。记得在秋天，总部核心领导制订一项代号为“上甘岭战役”的计划，我们听到消息后，深感全省几十万人的政治生命不可儿戏视之，于是破门而入，陈述自己的意见。总部大员们当然并未采纳我们的主张，继续一意孤行，但对内部冒出的一批“持不同政见分子”，也并未采取任何警戒或制裁措施。

我们这个自发的、未挂牌的“文革研究小组”后来散了。其中最令我怀念的是何，他沉静好思，想得多，说得少。当两大派实行大联合之后，他作为总部工作人员，参加了C市革委会成立的盛大庆祝会，被本校对立派同学发现，然后抓回学校，连夜拷打，最后被装进麻袋毒打致死。我和同伴去向他告别时，看见遗体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他从不参加武斗，招恨的原因是他原是对立派的头头，后来经过反复思考，改变了观点，加入我们这一派，因而被视为“叛徒”。可以说，他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死的。我们之中最年轻的是小曾，他血气方刚，喜怒立见于色，是成都第一名牌中学学生，我们讨论或辩论时，他总爱掏出自己的笔记本，征引材料或数据。他下乡后开始研究中国农村发展方向问题，曾写信给陈永贵，问他是否真相信大寨道路行得通、对全国有指导意义。信被转送到省革委会，他被扣上“怀疑大寨道路”的帽子，差一点儿被逮捕。1977年恢复高考，他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上成大学。前几年他出差途经北京与我相见，显得神情颓唐。当然，以他的聪明和能干，现在得到的地位和待遇并不差，但他在科技或文化方面的志向，却落空了。他因为自己的天真、热忱和执着而遗憾终身。和我们一起探讨的还有一位女同学蔡，她1977年考入英语系，接着移居香港，后来从事新闻工作。以前红卫兵的那股劲头儿，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但关心国事和吃苦耐劳仍一如既往，因此很快就干得有了些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