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知青的交流

大约在1968年秋，我和我的同伴们结识了一伙老知青。他们共有五六人，聪明、认真，才华横溢，1965年中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能继续升学。与我们这些学生相比，他们显得更有社会经验，更有生活情趣，思想更成熟老练。“文革”中，他们曾设立联络总站，到全国各省做社会调查，他们对党内斗争的历史和复杂性比我们清楚，对民间疾苦了如指掌。我们当时爱读的书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而他们的兴趣已经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当他舍弃哲学去啃枯燥的经济学时，这标志了他思想的一个飞跃。当我们这批学生仍停留于政治的思考时，他们已经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两相比较，高下立见。

1966年前下乡的老知青是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他们下乡前意气风发、壮志凌云，农村的生活使他们产生了上当受骗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被社会遗弃了。许多人破罐子破摔，武斗中十分亡命。有些人在做痛苦的思考，既想解释中国的问题，也想解释自己的命运。其中很多人在信念之舟即将倾覆时，把“文革”当成救生筏，赋予它一厢情愿的美好解释。和我们这些学生相比，他们更乐于接受南斯拉夫理论家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湖南中学生杨曦光的某些观点，认为“文革”是一场社会大变动，要造成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另一点差别是，他们更为重视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认为这段指示是毛主席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据他们分析，毛厌恶现代化工业制度下的分工，憧憬每个人能在精神上、身体上全面发展。在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可以一会儿做工，一会儿打猎，一会儿钓鱼，而毛主席把这个设想具体化了，指示人们要把工农兵学商各项职业集于一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克服异化，造就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人。

当时，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相信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我们的知青朋友抑制不住他们对这种肤浅理解的轻蔑。对领袖人物的思想动机和政策不太感兴趣，更愿意考究现存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生产力等问题。对于他们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我始而眩晕，继而清醒。双方争得昏天黑地，吵得一塌糊涂，谁也说服不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