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并不局限于政治，性爱也是一个经常引起热烈争论的题目。大家认真和一丝不苟到了这种地步：要每人都传看完毕托尔斯泰的《克莱采朔拿大》之后，由此书谈起。当然，没有人能分享托翁的宗教情绪和禁欲主义倾向——虽然有几分像他把情爱看得过分高尚和神秘。问题很快就归结成这样：什么是爱情的本质？人为什么需要异性的性爱？知青陈提出了颇为高深和玄妙的观点，他说：上帝造人时，男女本为一体，后来不知为什么分开了，为了求得生命的完满，每个二分之一都在寻找另外那二分之一，只有用这个观点才能解释为什么爱情可遇而不可求。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我说：爱情是个体自然我与人类整体之间的桥梁，个人总想突破一己之局限，与全人类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但在现世中，这很难做到，每个爱人类的人往往只能守住抽象的原则；人不能满足于这一点，他或她希望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值得为自己所爱，爱人是个人对人类倾注爱心的寄托和偶像。

上面这类说法似乎过分哲理，未触到爱情勾魂摄魄的本质。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具体：你能爱的、你所憧憬的异性具有什么气质？这时人们似乎一致认为，性格美最重要，爱情必须在异性间发生而又不等于情欲，原因在于人们追求的不是性格的同一，而是互补与契合，这只能在异性身上得到。探讨这一点不能再做哲理性阐发，于是大家罗列了一系列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对之进行分析和坦白自己的偏爱。看得出来，绝大多数男性喜爱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或罗曼·罗兰笔下的安多纳德，但有人偏要说自己所心仪的人是司汤达笔下的德·拉·木尔小姐或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高龙巴。比如还是那位陈，当问他“你喜欢的女性的气质是什么”时，他回答：委婉而虔诚。但他仍宣称他心中的形象是德·拉·木尔小姐。

在许多次讨论中，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回到一个老话题上：多余的人。我们对普希金、莱蒙托夫，尤其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多余的人的形象深有感触。每个人的思想、行为和气质中，都多少透出了一些多余的人的影子。我们对生活悲观，对前途感到渺茫。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每个人都在痛苦地思索，但是没有答案。“文革”后期，生活惊人地贫乏、刻板，现实极为丑恶，但我们不能反抗现实，不是没有勇气，而是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我们已经开始谴责，甚至诅咒现实，但仍然以为历史虽然冷酷无情，但它在前进。我们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不是历史有错，而是我们运气不好，生不逢时，就像赫尔岑在论述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的形象时说的：他们既错过了朝阳，又不能分享晚霞余晖的美。

往事并非如烟，记忆不像地壳中岩层那样堆积。在我后来的精神意象中，有牛津教堂悠扬的钟声，有剑桥罗素和摩尔散步并产生哲学灵感的三一巷，有波士顿静谧而引人遐思的查尔斯河，但四分之一世纪前，一代人思想中的苦难和美，却是最难以忘怀的。

徐友渔：学者。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等。

本文刊于《天涯》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