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把我的想法跟团里的一个编剧谈了，那人听了哈哈大笑，我被他笑得莫名其妙。等笑够了，他才说，小蒋，你大概还完全不明白剧本的创作规律，这里边必须有革命斗争的精神内涵、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还得有跟英雄对立的反动派，你这里边呢？有什么？谁是英雄，谁是对立面？这怎么可以写成剧本呢？我被他说得无地自容，承认自己对写剧本一窍不通。编剧又给我做了一番革命戏剧“三突出”原则的启蒙，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也不知他在说些啥。

我最初的文学创作冲动，就这样被编剧的一通笑谈给奚落得烟消云散，当编剧的野心也随之云散烟消。我又回到了练功、上课、跑龙套的日子里去。在此期间，剧团的领导班子做了些调整，由单纯以军代表为核心，改为军代表和业务人员相结合的模式。“文革”前有名望的演员们又有了一席之地，湖南省话剧团名演员叶向云，此时也从下放地调了回来，担任业务团长。我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好消息，飞快地报告了还在家中等待党组织结论的父亲。结果又一次燃起了我父亲把我调出话剧团的希望，因为在此之前，以他的身份根本无法跟军代表对话，可现在的叶团长怎么着也是“文革”前的老熟人。于是，父亲开始给叶团长写信，一次次表达他希望我继续回学校读书的愿望。叶团长拿着父亲的信，征求我的意见，说，你父亲认为一个孩子连高中都不能读完，是做父母的失职，这话说得很重哩。我心想，你叶团长就是演员出身，他总不能跟你说一个孩子学生不当当戏子，是做父母的失职吧？我当时已经感到自己当演员当不好，当编剧又当不了，也就动了回校念书的心。

于是，在进了剧团将近两年之后，我拿着一封介绍信走进长沙市教育局，要求回校读高中。那个坐在办公桌后边的中年男人，似乎对我这个奇怪的举动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他冷淡地问我，你在剧团玩了两年，还有心思读书吗？这个“玩”字让我听着很刺耳，马上顶了他一句，不是玩了两年，是工作了两年。这种态度显然让对方不快，他歪着头想了一想，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说，市里的高中班插不进去了，你要真想读书，只能去二中的路口分校，那儿离长沙市有一百多里，你愿意吗？我明知他要为难我，又不愿意求他，就硬着头皮说，去就去。那人说，你还蛮犟哒。我不理他，直直地看着他，等他转开介绍信。那人见我这副模样，也就不再说什么，拿起笔在我的介绍信上批了几个字，又拿起一个红色印章，按了印泥，重重地盖在那行字上。

我的人生道路，从此又一次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