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学校，再读高中

长沙市二中路口分校离市区的确很远，我提着背包和水桶脸盆，挤上长途汽车，颠簸了两个小时，才算到了那个地方。

我把介绍信交给了校办，在操场的树底下等待分班，正赶上课间操时间，好多同学都围过来看，胆大的还东问西问的。当他们听说我是来插班的学生，脸上都露出一种疑惑的神情，我想可能是我的年纪比他们大了两三岁，模样也已经不大像一个学生了。

我在树底下等了又等，直到第三节课下了课，第四节课又上了课，才有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从办公室方向朝我走过来。

那个女老师笑盈盈地走近，开口叫我，叫的竟是我的乳名，叫我吃惊不小。定睛一看，原来是九年前跟我同住一院的邻家女儿林小连。那时我家刚从北京搬到长沙，文联的房子还没修好，就被安排在省人委的宿舍暂住。那是一个闹中取静的院中院，听说解放前是湖南省长何键的公馆，只有两栋小楼，住着三户人家，除我家和林家之外，还有一位姓王的副省长家。三家人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冬天堆雪人打雪仗，夏天支着帐子露营，彼此混得挺熟。后来我们家搬离了那里，又兼“文革”烽烟乍起，各家的父母都逃不出游街挨斗的圈，也就完全断了来往。“文革”高潮时候，我曾在街上碰到过一次林家妈妈，大热天戴着一顶蓝色工作帽，低着头匆匆而行，我一看原来她被剃了阴阳头，也没敢跟她打招呼。

林小连把我领到她的宿舍，让我先歇着，因为我插班的事老师们需要认真讨论一下，还得等一等。我说，不就是个插班读书的事，有那么复杂吗？林小连告诉我，现在教育部门正在抓教学质量，每个年级都分成高中低三种层次的班，分校的这五个班，十七、十六班是高班，成绩、纪律都是最好的，十五、十四班是中班，情况中等，她教的十三班是鸡毛班，都是些让老师头疼的学生。如果不是这样，她早把我插进她的班上了。见我还没太明白过来，她索性直言相告，因为你在剧团工作了两年，老师们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安心念书，所以各班的班主任都不大想接收你。

这个说法让我大受刺激，想我自上小学以来，从来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今天居然落到一个无人接收的地步。这让我想起了父亲的“戏子说”，原来社会上对演员的看法都差不多，只不过他把这个让人不快的词说出了口而已。当时我就暗暗下了决心，非得学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老师们讨论的结果还算好，尖子班的蔡杰老师发了善心，答应先让我插到他的班上，不过也是先试读一个学期再说，假如实在跟不上趟，再做调整。就这样，我委委屈屈地成了一名试读的插班生。三十多年后，早已退休的蔡老师到海南来旅游，闲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师生二人都哈哈大笑。蔡老师回忆说，那会正赶上邓小平重新出山，分管教育口的工作，提出要狠抓在校学生的教育质量，层层都有考核制度，这一段在两年之后再次批邓的时候，被指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大回潮。我重新回校读高中，正巧赶上了这一波，想来也还算走运。

就这样，我又成了一个在校高中学生，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学习。记得当时学期已经过去好几周，再有两三周就要段考了，我得一边补旧课，一边上新课。分校对学生管得很严，每天除上正规课时，早有早自习，晚有晚自习，晚自习之后半小时，一拉熄灯铃，教室里就没电照亮了，大伙儿都得老老实实回寝室睡觉，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的行动。为了加班补课，我用墨水瓶做了一个小油灯，熄灯后再自学两小时。林小连见我学得辛苦，知道是心理压力所致，就给我支着儿，叫我别参加迫在眉睫的段考。理由是万一没准备好，仓促上阵，考砸了脸上不好看。这些话又一次刺激了我的自尊心，我向她表示，这次考试我肯定得参加，不光参加，还得考好。我的行动，也许感动了老师们，只要我去求教，都能得到很耐心的帮助，连我每天晚上违反规定，在教室里点灯熬油不按时就寝，都没人来干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