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读书，又成问题

1973年的春节刚过，父亲死了。就在他被通知结束长达七年的政治审查，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当天夜里，年逾古稀的父亲出现了心肌梗死症状，几天之后便辞世了。他的离去给全家人带来精神上的灭顶之灾，也带给了我从未体验过也从未设想过的物质贫困，还有时时可以让一颗敏感稚嫩的心受伤的世态炎凉。

父亲尚未入殓之际，母亲向前来安排遗属的有关人员提出了我的就业问题。一位湖南省委组织部的高官亲口保证，等我念完下半年的高中课程，一定作为老干部落实政策的遗留问题，安排我留城就业。

可是当我毕业之后，这个“代表组织代表党”所做出的承诺成了一纸空文。寒冬季节的一个晚上，我找到那位高官休养的病房，苦苦等到两场内部电影放完之后，才见到了这位我想象中的“救星”，对他重复一年前他自己说过的话。我看见他皱起了眉尖，很迟缓地转动着那颗硕大多肉的头，考虑了好一会儿说，我这么说过吗？这可是不太符合知识青年下乡的大政策呀。我已经感到大事不妙，可还存着一份希望，也许他真是贵人多忘事。当时我母亲曾提出组织部给我们一份书面安排意见，他浅笑一声说，您多虑了，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嘛。我们怎么可能让牧良同志这样老革命的后代没有着落呢？好好读书最重要，到时候只管来找我。我陈述这个细节，试图提醒他，这显然使他不快。他挥挥手，很蛮横地说，找我？找我有什么用？我的孩子还得下乡呢。随着他的手势，秘书已经走到我的身边，我终于明白过来，这位组织的化身并非遗忘了他的承诺，堂皇的诺言在尸骨未寒的时候是安抚遗属的最好招数，他的任务只是要让死者入火为安。

我想我年轻得还很单纯的脸一定被这意想不到的打击改变了颜色，随着两行愤懑的眼泪泉水般涌出，我对这个顷刻间在我眼中由可敬变得可鄙的大人物说出了一句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话：你要是死了，你的孩子肯定用不着下乡了！这是一个求告无门的女孩儿表示愤怒的唯一办法，将为这句话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已经顾不得了，号啕大哭着穿过高干病室宽大悠长的走廊。秘书追了上来，拦住我说，部长叫你回去谈谈。这可能是一个柳暗花明的信号，我明白，但我不想接受，我的气质中从父母那儿遗传来的湘乡人宁折不弯的犟气上来了，一个对我来说也许很重要的转机被我放弃了。我很不识时务地对秘书说，跟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有什么好谈的？我把惊讶得不知如何应对的秘书甩在身后，跑出大门。

我变成一个待业青年，一个不合法的待业青年——我没有留城证。

那时候没有留城证等于在国外黑掉了身份的非法入境者，没人可以给你工作，连街道居委会办的小工厂也不可能接收你。父亲抚恤金的享用者是母亲、弱智的小哥哥和我，每人每月十五元，还得从中挤出在大学做工农兵学员的二姐的日杂费用。假如我不能尽快解决留城证问题，我的那十五元也可能保不住。母亲带着因弱智得以合法留城的小哥哥到居委会去要求工作，最后找到一个在郊区屠宰厂拔鸡鸭毛的活儿。他们早出晚归，每天在腥臭冰冷的水里把两手泡得皮肤死白、血口遍布，才能按三分钱一只鸡五分钱一只鸭的价格计件领回工钱。每到月底，他们自己登记的数字，往往跟记工员的账本对不上号，总是鸡多了鸭少了。

我在家里操持家务，手忙脚乱地劈柴火、生煤炉子、买菜做饭，然后步行好几公里，把母亲和哥哥的午饭送到屠宰场去。我踮着脚走过血水和粪水交替横流的场地，等母亲他们当着臭烘烘的冷风勉强将简单的午餐咽下肚去，每天如此。往回走的时候，常常是手里的饭盒空了，眼眶里的泪水满了。

我开始有点儿后悔那天晚上的莽撞，要是自己不那么任性，说不定母亲和哥哥的处境也就不至于这么糟糕。我又一次走到高干病室的大门外，徘徊几度之后，最终还是提着饭盒走上了通往屠宰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