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投无路之时，我曾经去过话剧团，想打听打听是否还可能回到团里继续当学员。据说有个同情我的团领导，把我的想法转达给总团的军代表，那人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剧团又不是她家的菜园子，她以为可以想出就出想进就进呀。我得到了这个回答，也自觉理亏，从此放弃复职的努力。

就这么打发着一个个前途渺茫的日子，我变得有些消沉了。好几次我对母亲说，干脆让我下乡去得了，我肯定能挣工分养活自己。母亲说，傻孩子，靠你这点儿力气一年也赚不到两个十五块，你下乡照顾不了家，我还要替你操心。我只能承认母亲说的全是实情。无望像蛇一样盘踞在属于我的白天与黑夜，一天天被我的烦闷喂养着，越来越茁壮。

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机会到来的时候，并不太叫人兴奋不已。我相信所有的人在细细回味往事时，都惊异自己怎么就那样轻易地与一个改写人生的机会相遇或者失之交臂，我也一样。现在，我真想把那个意义非常的日子浓墨重彩渲染一番，以强调它在我生活中不同一般的重要性，可是做不到。它来得太让人不经意了，差不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时间已经进入了1974年，冬天早过去了，春天只剩下一个尾巴，长沙人已经开始在晚饭光景把闲了半年的竹床摆到街上来了，而我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家务，同时不再对自己的处境揪心揪肺地思虑了。

我在王阿姨下班的路上碰到了她。王阿姨是著名作家康濯先生的妻子，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做副总编辑。从1964年开始我们两家就是邻居，虽然当年两家的男主人在工作中关系处得并不怎么太好，但由于“文革”时期都遭遇了不幸，反而生出些同病相怜的心思。我像往常那样跟王阿姨打过招呼让她骑车通过，却见她从车上跳下来叫住我，对我说，出版社有一个临时工作要找人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我说，我没有留城证。王阿姨说，不是真正的临时工，只不过去把一份英文画片上的拼写错误改一改，不要留城证。我赶紧说，愿意愿意。她说，那你明天到出版社去找我吧。

第二天，我在出版社总编室领到一堆英文印制的长沙简介，上边有个单词里多拼了一个字母I，我得把它用刀片轻轻刮掉，尽可能不留痕迹。这种工作对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来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加之我又特别珍惜它，事情就做得又快又好。第五天的时候，所有该改的画片都改完了，我磨磨蹭蹭把桌子上的小纸毛掸干净，想到明天再也不能到这个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来干活儿了，满心都是惆怅。总编室主任姓郭，是个矮个子中年妇女，大约见我干活儿很卖力，也听说了我家的困难，心里很同情我。她把一张五块钱的钞票递给我，并让我在一张领条上签字，带着歉意说，活儿不多钱也很少，不过以后我会留意，有别的活儿再叫你来干。我眼泪汪汪地谢过她，揣着得来不易的五块钱，也揣着一个朦胧的希望走出位于长沙市展览馆路的出版社那座灰色的砖楼。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一个转机就在前边等着我，我的编辑与写作生涯将从这座灰楼里开始，贯穿我今后所有的日子。

有了这次打短工的基础，我跟出版社建立了某种关系，后来我又在那儿获得了抄写稿件、看守传达室，以及在纸张仓库裁纸的机会。虽然也是时间很短、报酬很低的工作，我都满怀感恩之心接下来，并且非常努力地完成。与此同时，我还在不断地给组织部门写报告，申述我父亲去世后他们的代表对我家的承诺，以及后来拒不认账的事实。

终于，在1974年底，当时的湖南省革委会主任万达，在我的报告上做了批复，责成组织部门解决我的工作，落实老干部政策，解决其子女的遗留问题。我被招进湖南人民出版社，做了一名有正规编制的校对员，从此结束了我的散兵游勇生活。

蒋子丹：作家。著有《左手》《乡愁》《一只蚂蚁领着我走》等。

本文刊于《天涯》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