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本来是指从事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经过“流氓化”一派作家的大力调侃和糟践以后，成为一种可以随意嘲弄和自嘲的大众化的“文化俗人”形象。这种“文化人”的道义身份不像“学者”和“批评家”那样受到职业的客观制约，因此他可进可退，可左可右，一切看自己高兴，强调一个“舒服”和“爽”。“文化人”决心做学问时，比“学者”要扎实、规范，体例丰赡，一板一眼，平均每页有二十个尾注，参考书目有一万多本，其中西文书占八千本，四库总目书占一千五百本。“文化人”从事批评时，比“批评家”要瞄得准来打得狠，的确是“阶级仇压枪膛，民族恨喷怒火”。只是他所归属的阶级和民族是不一定的。

道义身份的驳杂与暧昧，决定了当下人文科学研究的通胀与停滞。应该说，今天的人文学者队伍兵强马壮，掌握着成套的先进武器，产量高、包装美。但正像中国的电脑普及速度是世界一流的而使用率却仅有2％一样，人文学术论著的现实指向之微弱，使人们开始怀疑它存在的价值和消耗国家文化经费的理由。随便举个例子，当今有许多漂亮的论文，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花费了很大力气，爬梳考证，细读解剖，结果不过是想证明1949—1979年间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阶级性文学是没有价值的，一切有共产党参与的文化活动都是错误和荒谬的。这些论著在技术层面上都操作得很好，但它们的道义倾向是没有经过审慎考虑的。它们有意或无意地无视1949年以前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糟糕的政治经济现实，即无视革命的原因及其复杂的过程，却主观地认定中国人民在1949—1979年间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般的生活，觉得只要向那段历史大泼脏水，不论怎么泼在道义上都是光彩的。海外学者这样想还有情可原，因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确实无知，国内学者也来起哄，就未免有负于天地良心了。

当今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都过剩得需要大批量销毁了。花里胡哨的东西对人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好处，但它们是不可能持久的，做学问和做人的那些普普通通的道理却需要我们，哪怕是假正经，也要正经地恪守下去。铁肩担了道义，妙手才著得文章，不然妙手再多又有何用。千手观音的价值不在他有婀娜的千手，而在他是济世的观音。

孔庆东：学者。著有《超越雅俗》《47楼207》等。

本文刊于《天涯》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