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

此刻我坐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从高大明亮的窗户向外看去，是庄严静穆的杜克大教堂。蓝天之下，那不规则的褐色石头如同呼吸，使整个建筑充满生命，而修直高耸的尖塔在极细处与天空相接，仿佛把视线和灵魂引向那无限的辽阔处。你感觉到你的意识在内部慢慢浮升起来，生命的庄严和辽阔，“在”的清晰和逼视，你必须要思考你自己。

从来没有如此意识到天空、大地、白云、地球与人的一体关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目之所及，天如盖，包裹着你，白云恒久地在，人既是孤零零的，因为你于如此辽阔之中，但又有所归属，因为你看到你所在的空间位置。

一个人如何与历史发生关系？就像这教堂、天空与人的关系。哪怕仅仅是一种形态，教堂的尖顶、如盖的天空、逍遥的白云，也会在不自觉中塑造你——你的气质、性格和命运。

那最初的形态是什么？对我而言，毫无疑问，是灰尘、贫穷和村庄整体的封闭。寂静、暗淡、沉默，好像处于涣散状态，但又似乎在酝酿着新的躁动的力量。父亲和村支书之间的斗争是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它是我对恐惧的最初体验。村支书那双犀利、威严的大眼控制了我好多年，每次走过他家门口，甚至是看到那个朱红大门、那座院墙都会让我莫名颤抖。我不知道父亲的勇气从何而来，但我看到这恐惧压倒了母亲，还有我们这些孩子的内心精神。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在我的童年时代，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村庄其实正处于大浩劫之后的死寂阶段。“文革”处于尾声，农村生产力严重下降，斗争思维还没有过去，联产责任制刚刚实施，父亲所讲的乡绅、前政府官员、基督教徒、小业主在不断的运动中都逐渐消失。但是，村支书家里的热闹及在村庄的权威、普通百姓的卑微和狡黠仍然延续千百年来的模式和思维，村支书与父亲的斗争既是“文革”力比多的剩余物，也是获得生存权利的基本形式。这战争总是以不同的面目延续着。历史的阶段性重复和折腾，其实就像人一样，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痛”，不断愈合，再重新制造新的创伤。无论如何，我并不知道“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我所记忆的童年只是一些碎片式场景，争斗、播种、收割、春天、夏天、上学、成长，它们嵌入在平静日常的生活中，带来并不深刻的伤心、害怕和欢乐。

1987年，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在内地电视台上映。那一整个夏天，每到傍晚，梁庄的大人少年就一群群地到吴镇去，寻找有电视机的家庭，站在人家门外等着电视开始，也不管人家是否愿意。所有人都看得如醉如痴，每当片头那两个骷髅出现并交错放出两道彩色光柱时，大家会发出一片惊叹声，而俏皮的黄蓉头一歪，逗她的靖哥哥时，又都发出会心的哄笑。

我也是那群人中的一个，那两道光柱，在我心中闪烁了好多年。对于当年那个十四岁的大陆少年来说，“香港”，就是《射雕英雄传》，它是工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化身；就是充满某种温柔和哀伤情感的流行歌曲，它们突然让你体会到一个人原来可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那应该是现代个体意识的初次萌芽吧；就是充满动感的迪斯科，它让你震惊，一个人原来可以这样放肆、自由地舒展自己的身体。在当年的大陆，这些来自于香港的事物，都有很深的“解放”意味，虽然今天看来，这里面蕴含着更复杂，也更难以判断的文化意识形态。

似乎有一个通道慢慢打开，世界还有新的方式，身体还有更多感应，生命还有更多情感，它是无穷尽的。我记得十四岁的我，在看完郭靖、黄蓉之后，和一个小伙伴坐在暗夜的河坡上，在虫鸣中羞涩地谈我们似是而非的暗恋对象。《射雕英雄传》、费翔和恋爱到底有什么关系，这还需探讨，但由那色彩和身姿而起，却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