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团聚后一个多月，一封发自南京的电报打断了陈诚悠闲的养病生活。他比军事才能更卓越的政治才干，让蒋介石决定再次委之以重任。

陈履安：1948年12月29号，魏道明到阳明山来见我父亲，说得到了电报，要我父亲立刻接（任）省主席。看了电报之后，魏道明先开口讲话，说这个事情很突然，但其中必然有重大的原因，我们都是蒋公的部下，你就赶快接吧。我父亲本来还是说先了解一下，马上打了电报到南京，告诉蒋公“务必请你重新考虑，我愿意尽一切力量来辅助他（魏道明）做这个事”，因为他跟魏主席长谈了之后，很佩服他，觉得他真是很优秀的一个人，但（南京）又来电报，要他立刻接任。

陈诚上任了。他所面对的台湾，已全然不同于陈仪所面对的台湾。

但经济困难的问题依旧存在。此时的台湾比1945年刚刚光复时更加凋敝，虽然曾以生产稻米和甘蔗著称，此时的米粮价格却一再飙升，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当时台湾的农粮和土地问题与国共内战爆发前的大陆极为相似，于是刚刚接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很快宣布了一个叫“三七五减租”的计划。他决心要在台湾标本并治，以迅速安定农村，避免共产党的势力介入台湾。

陈履安：他发现台湾的农民比例非常高，六七百万人里，有380万是农民，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佃农，跟地主之间没有合约，地租大概是75%，就是你收入的粮食75%要给地主。我父亲就把他在湖北推行的“二五减租”改为“三七五减租”，在台湾实施，就是地主只能拿37.5%，农民的收入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倍（多）。

这项措施自然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农民获得了实利，同时也提高了粮食生产的热情，台湾的经济基础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此刻，另一个大问题依旧摆在陈诚面前：人口。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但到了1949年年初，短短3年多人口就暴增了一百多万，而人们还在源源不断地迁徙而来。面临这抵挡不住的迁徙人潮，陈诚开始犯难：台湾的大门打开还是关闭？这是一个问题。

陈履安：我父亲非常知道（清楚），突然之间不是几万、几十万人来，是超过百万的人来到台湾。这些人来了，粮食、就业都是问题，怎么安顿他们？所以他在征求大家意见之后，就决定来试试入境管制。

这个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因为他需要一个稳定、坚固的台湾。于是，台湾社会弥漫着一股管制之风，连政府高官入台也都受到限制。陈诚的措施有效地将混乱的局势导向正轨，但他并没有料到，一场旷日持久又惊天动地的大迁徙，正在历史的正前方等着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