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再次想起梁教授自述研究“穷人与病人的历史”的心路：“或许是本性使然，又或许是我在1970年代末在法国求学的经验使然，我研究的兴趣一直围绕着边缘或下层的人群，与生老病死等不太‘高贵’的问题。我的论文导师卢西恩·比安科（Lucien Bianco）一辈子研究中国的农民。另一位影响我甚深的老师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则以探讨近代欧洲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变化出名。我从他那里学到，人面对必经之生老病死历程时的态度与行为，也有其历史。但当时我无法体会，对这位年近七十、有深刻生命体验的学者而言，研究这些题目是他面对生命的方式。当时年轻懵懂的我只是被这些好玩的历史吸引着，近年来才渐了解个中之意义，也更感谢这些老师早年的启迪。”

是的，当历史研究成为“面对生命的方式”时，历史学家会有慈悲的观照和宽广的襟抱，学术就不再意味着论文、专著和地位，而是生命、生活的“自问自答”。从这里出发，尽量放下“筛选粗眼大筐”，就能看见小民百姓的生活和忧心，看见同样经营家庭、同样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英雄们的生活账目。然后才能够在形形色色的历史观之外，发现更加鲜活的历史，感受到“了解之同情”的美。近年来，笔者时常念起中国历史中奇特的、神秘的、边缘的、落伍的、失语的种种，说旅游说武侠说旧学，反复讨论中国史研究的“还原取向”和“整体取向”，正有感于此。

正视一切“存在”的“合理性”，以当时当地当事人的逻辑，从上下左右全方位出发还原“一整个儿”的历史，我们就将虚怀若谷而非挑挑拣拣地进入历史本身的情境，历史也将虚怀若谷而非挑挑拣拣地接受她的子孙。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穿越”到过去的时空。

历史学家不一定要和其他历史学家对话，因为有些历史学家从来是不值得对话的。历史学家的写作不一定要就今日史学之“范”，因为今日之史学不能代表也不能决定明日之史学。我空发议论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者呐喊助威，却并不自惭形秽，只因为我希望有更多卢西恩·比安科、菲利普·阿里耶斯这样的先生和梁其姿这样的学生（梁教授也早已是先生了）注意到历史中还有我的东北乡亲、刘震云的河南姥娘；只因为，无论你见与不见，病痛就在历史里，不增不减。

（评 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