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读到梁其姿教授的《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开篇即谈“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自序以“请命”为基调、为主题，主要是鉴于“中国传统医学在清末巨变后的历史书写中，从未能蜕变为‘英雄’。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医学成为中国旧文化中‘落后’与‘迷信’部分的主要符号。”于是，近年来以这个“非英雄”为研究对象的梁教授屡被问及“为何仍在做医疗史，为何不回去做传统的社会史”。中国医疗史研究需要“请命”，以梁教授的学术水准，自然当仁不让。但“请命”这种姿态总有些悲壮，为何“老史学”政治史、偏老一点的“新史学”社会史就不需要“请命”呢？同时，让我“不安”的是，传统医学的“非英雄”地位，再次烛照出我所见的大众“迷信”来。我那些靠着“迷信”疗法的偶然奏效来维持生命的同乡们，真的那么“落后”吗？该如何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我更为不安的是，作为芸芸众生之一员，我对传统医疗的好奇与迷惘，难道不值得历史学家同情与关注吗？梁教授还有另一段话：“我认为最需要受到检讨的，是在克服了研究方面的各种技术性困难后，写出来的医疗史是否会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如能做到上述西方医疗史那样清楚而自然地显示西方文明发展的阶段、甚至主导着史学取向的变化，那这种医疗史是成功的历史书写。”以此为目标，医疗史研究需要进一步揭示人的角色、社会组织、身体与疾病观，及与其他社会制度、知识系统的关联等。如果说，“这样”的医疗史才“必然是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那么，我的好奇与迷惘、乡人对死生大事的应对，该如何对号入座呢？算作身体与疾病观之一种吗？它们必须与既有的史学价值取向关联才能获赠“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之地位吗？我一度最信服的是，能与“大历史”互动的“小历史”才是有意义的；生活经验却提醒我，“小历史”自有意义，不待与“大历史”的关联程度而定，只是不能忽略“大历史”的存在罢了。从帝王将相到升斗小民，生老病死都是大事，“医疗”本身还不足够重要，不足够“必然是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吗？

我再次想起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所描写的历史与普通人的关系：“我姥娘今年（1992年——笔者案）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小说家接着问道：“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