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到了1956年，半导体热开始在日本电子产业界持续升温，职业的选择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我该何去何从？我抱着野心，制定了半导体核心课题的研究计划，并打算以此成果为基础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我开始寻找能帮助我完成这一计划的职场。

这期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东京通信工业（后来的索尼）的半导体部部长岩间和夫先生，进而获得了与社长井深大、专务盛田昭夫的面谈机会。当时，东京通信工业有从业人员约400人，是一家充满活力、富有进取心的风险企业，与垂垂老矣的神户工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这家企业还掌握着锗元素结晶成长的优异技术，也不存在掌控技术的幕后大老板来对你指手画脚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研究也可以按照我自己的设想来完成。一番周密考虑之后，是年5月，我正式转职到了东京通信工业。

离开神户工业的过程是艰难的，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时，遇到了一连串的烦心事。先是被告知不允许辞职；接着又突然下达惩罚性人事调动，把我从研究科转至营业科，真是典型的“恃强凌弱”。这不是一对一的对抗，而是主管和管理集团对个人的刻意滋事。对我而言，主管就是我们人事部的部长，集团就是我所在的这家企业。日本素来集体意识强烈，“恃强凌弱”的集体暴力问题并非仅存于校园里的孩子们之中，而是有着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

这期间出了件大事：日本渔船在比基尼环礁的氢弹试验中遭受了辐射。此后就有了规定，所有的渔船都必须安装放射能测定器，因此神户工业的盖氏计数器得以热卖。记得那阵子，我还曾把计数器搬运至广岛县吴港一带停泊的渔船上。那是我一生中作为营销人员的唯一一周工作经历。

计划前往东京通信工业的日子已临近，因为担心构成二重雇佣契约，我无奈之下只得将辞职申请以内容证明邮件的方式邮寄了出去①，与神户工业斩断了最后的缘分。我在神户工业供职8年8个月，获得了相当有价值的专利许可，本打算为公司作出更大的贡献，然而最后公司却连规定的退职金8万日元都拒绝支付。后来有人告诉我，这都是因为我在“处理关系”方面做得不够周全。只是，当时的我，哪里舍得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处理关系”这类问题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