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据张治中在解放后陈述，他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指令。11月7日，蒋在长沙召开军政人员会议，指示要实行“坚壁清野”，长沙如果不守，即付之一炬，命令张治中执行。岳阳失陷后，蒋介石于12日上午9时以“限一小时到达”的紧急电报，指示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同时，侍从室主任林蔚也用长途电话告之张治中，“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①由此看来，张并无大错，只是由于工作的疏忽，火烧早烧快了些。

陈诚凭一时之愤上书蒋介石，显然是莽撞，他没想到，追究张治中，有可能扯出背后的老蒋。不过，蒋介石做事老道。接到陈诚“上书”的第二天，他就下令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严惩肇事人员。20日审讯结果就出来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

案子了结后，即1938年11月22日，蒋介石在南岳衡山给“辞修长官弟”回了一封长信，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此次长沙火灾，无论如何，皆不能疑及于弟身，因此更不必避嫌避责。尤其在此时，对于负责之朋辈，必须全力协助善后，不能袖手不管，甚至要为人分谤代过，如此方是任大事成大业者之风态。且以吾弟今日之地位，此种大度包容之态度，实为必要，否则不能当大事也……又当武宁危急，而弟不能留驻防地，以定军心，将此重要任务，付之部下，此乃非在上者负责御下之道也。此次在长沙会议时，吾弟忽由平江回来，并言前方已稳定……如果当时弟不回长，若知前方尚未稳定，则中正决不敢离长。以文白（张治中）慌张浮躁，不能当此危局，乃中所深知也。总之，吾人经此长沙大火之教训，全体上下，皆应引为戒慎恐惧，对内尤应和衷共济，不怨不尤，互助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长沙善后，更应同心一德，早日完成，以安定军心，而减少民众对我革命之痛苦与怨尤。此非某一人之责，而实为吾人共同之天职。总之，厚于责己，轻于责人，分谤代过，舍己从人，浑厚宽大，不矜不伐，是为任事负责者必备之素养，务希于此存养省察，期得圣神功化之用则庶几矣……”①

信中说得很清楚，长沙大火，大家都有责任，包括你陈诚。他还暗示，这起大火与蒋本人也有关系。你陈诚应该以大局为重，替人代过，而不要严于责人。看了这封信，陈诚才猛醒过来，不但不再责难张治中，还指示政工人员，统一宣传口径：大敌当前，不可暴露我政府之弱点。此次剧变之发生，并非中央与地方当局所下命令，酆悌负长沙警备责任，实应负责。

陈诚后来曾经“深刻检讨”：“委员长教我存养省察，这不是第一次，可惜我生性驽钝，对于看不过眼的人和事，总好较长论短，作是非臧否的批评，自不免开罪于人，以至遭受围攻。所幸委员长不为浮言游语所动，不因其有尺短，而轻弃其寸长，乃得奉命驰驱，始终如一。我和委员长的这种遇合，无论于今于古，均不多见。待罪海隅以来，亦既十有余载，抚今追昔，愧悔何极！然以垂垂老迈之年，虽欲补过，已有噬脐莫及之感！搔首问天，可为奈何……”

对于“文夕大火”相关责任人的处理，以及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陈诚一直持保留态度。他在回忆录里仍然直指张治中放火烧了长沙城，对焦土抗战政策也颇有不满。

“焦土抗战”的口号最早是李宗仁提出来的。1933年，他在《焦土抗战论》一文中，宣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嗣后“焦土抗战”的口号不胫而走，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也曾鼓吹焦土抗战：“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手。”蒋介石不仅赞同，而且还实施过焦土抗战——1938年5月炸开花园口，以阻止日军前进。

但陈诚并不赞成焦土抗战，特别是极端或盲目的焦土抗战。